柯文:克服西方中心之偏见

尽管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但他们都过分夸大了西方的历史作用——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变化,都是在西方冲击下引起的,这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结论。这种观点堵塞了从中国社会内部探索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背后的底色是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杨子

居住在波士顿郊区一个安静社区的柯文已经“淡出江湖”许久,直到他的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在国内出版,这位当年因倡导“中国中心观”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著名学者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波士顿今年的夏天格外热,柯文家里只在厨房窗户上安装了一台老式空调,一启动就轰鸣作响。采访结束,老人衬衫的后背已湿了大半。

“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不过我已经88岁了,写不动什么新书了,只是在整理我的回忆录。我写过基督教、写过义和团、写过回忆录……很难说哪个更困难,或者说它们都困难……”柯文认真地说,“我也很难说我喜欢写这个(主题),不喜欢写那个。我一旦进入写作过程,就开始喜欢我正在写的东西。不过我总是尝试写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我后期写的越王勾践与‘国耻’的书,就与我以前写的非常不同。”

柯文的回忆录里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诸如他在二十出头时与导师费正清的通信,一来一回非常详细。令人好奇他是否很早便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为了将来的书写而保存这些资料。“我什么都不扔。”柯文笑着回答。他说,他的好朋友总是劝他扔掉一部分东西,“清理!清理!!可我最终什么也没扔掉。有一天,我整理桌子时,发现了一个文件夹,上面标着‘1988年感恩节’。打开一看,是那一年感恩节家庭聚会的照片。我儿子当时27岁,现在他已经61岁了!而里面的女性还是我当年约会的对象……太有意思了!”

《走过两遍的路》这个标题别有含义。“历史是当时发生的事,过去的事,但历史也代表历史学家现在如何看待过去,如何理解、书写历史。这本回忆录我恰好在两个阶段——‘当时’和‘现在’——都是主角。”回顾自己走过的这两遍的路,柯文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学术发展的清晰脉络,更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广阔图景。

父亲送给我最大的礼物是自由

南方人物周刊:您以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而闻名,您的早期成长经历是否与此相关?

柯文:我的早期生活,无论是与“中国”还是“历史”,都无半点关联。

我出生于纽约长岛附近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里。我的祖父从事男装生意,到了父亲这一代,生意已颇具规模,是美国最成功的男装行业之一。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但我对继承家业没什么兴趣。上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非常好,老师说未来可以考虑做一名工程师。16岁的一天,父亲对我说:既然你对工程感兴趣,那你可能对服装的生产方面感兴趣。父亲要我和他一起搭飞机从纽约到工厂所在的费城去看一下。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人、经理聊天;然后我们到机场坐飞机回去。晚饭的时候,我告诉我父母,我不认为我适合做一个商人,我对赚大钱没兴趣,我想做别的事情。我能感觉到父亲的失望,但他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我的选择。他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

南方人物周刊:读您的回忆录时,您父亲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选择自由”,是以他当年的“选择不自由”为代价的?

柯文:是的。祖父的想法比较传统:男孩子高中毕业就得工作。他希望我父亲从事家族服装生意。我父亲曾在一战中服役。从海军退役后,他第一时间去祖父在纽约市的办公室报到。当时他还穿着海军制服,坐在样板间里,只是想过来看看。正在日夜加班的祖父走了进来,瞥了他一眼,然后向旁人讥讽说:“你看他坐在那里,像个国王一样。”然后告诉我父亲:你星期一早上来报到!

我父亲年轻时的梦想是上医学院,没办法,他只好白天工作,晚上去夜校。辛苦一天回到家还不敢提上学的事,因为祖父不愿意听。

南方人物周刊:他是没有勇气向您祖父提出真实的想法吗?

柯文:那是父亲制定规则的一代。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你就只能成为一个叛逆者……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我祖父绝对不会同意。如果家庭不支持,他怎么养活自己呢?

父亲最后还是进了服装行业,家族的事业也非常成功。幸运的是,当我的选择不合他的心意时,他非常包容、理解和支持。我读大学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他特地在“你”和“别人”这两个词上标了重点符号。他鼓励我作自己的选择,真的非常令人感动。

南方人物周刊:我好奇的是,家族的生意后来如何?

柯文: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但没有一个孩子继承家族生意;不但如此,家族里也没有任何一个男性同代人从事生意。

我父亲后来卖掉了家族企业,他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当年读医学院未果的终生遗憾——资助了纽约的一些医院和医疗中心,也成为一家医院的创办人,终生保持着与医生朋友的联系。父亲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画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用绘画收入成就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生。

父亲当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机会,所以他送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自己年轻时没有的自由;让我塑造自己的人生,是父亲最心满意足的事。我第一本书出版后,父亲订购了50本寄给他的朋友们。后来当我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时,有一次他去参加一所大学的项目,正好我的导师费正清也被邀请去演讲,我介绍他们认识。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他们互相尊重,相谈甚欢。

南方人物周刊:后来您与子女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

柯文:我延续了父亲给的“自由的模式”。我的几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无拘无束,不受父母制约。我儿子是艺术家,家里书房摆放的那些木刻就是他的作品;一个女儿是职业摄影师,我后来出的越王勾践一书,封面照片就是她专程到浙江绍兴越王台拍的,这也是我们父女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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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当年父亲给了你自由,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在学业上的真爱了吗?

柯文:并非如此。我18岁时进入康奈尔大学工程系就读。第一学期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寒假回家,我与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高中朋友相聚,发现对方正在学习哲学、文学和历史课程,我想:“天呐,我错过了太多东西!我的学业只有物理学和化学、数学,太狭窄了!”假期结束,我回校后申请从工程学院转到艺术和科学学院,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被这些学科迷住了。

大学三年级时,我又成功申请转到芝加哥大学就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芝大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倡导的教育改革受益者之一。在芝大学习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两年。我生平第一次喜欢上了读书,读小说,读这个读那个读所有的东西……我变成一个狂热的读书人;选修历史课程,学习文学、艺术和音乐……虽然对自己将来要从事何种职业并没有清晰的想法,但我知道,那一定是能给予我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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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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