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长江:去长江的上游,摄影会见时代

将个体危机置入时代叙事的江流,是再智慧不过的做法,然而因果关系或许更复杂。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广州

责任编辑:周建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冰室二楼的落地窗,恰是一个取景框。

在广州秋天的一个下午,冰室落地窗的全景画幅容纳着楼外的电器商场、楼下的核酸检测队伍,在沿路的两列榕树之间,避开几辆快递电动车后,颜长江揣着一大本书远远走来。穿过马路出画,上楼落座再入画。

在桌上的冻柠茶和冻咖啡之间,他递来了自己过去30年的摄影集,目光又几次飘回封面,声音恳切,“如果你不喜欢摄影,我就还是带回去。”

颜长江今年54岁,不说话时镇定得有股肃穆。他是摄影家、策展人、摄影评论家,也是《羊城晚报》编辑中心的图片总监,此时递来的是他的人生困斗的合集——初到广东时去农村拍的《纸人》,新世纪初启时拍的《夜间动物园》,还有三峡水库的建设前后,他在七年间去长江上游创作的三组作品。翻开书,他指着照片中似被雾浸过的三峡人与三峡,“这些地方都已经在水下一百多米深了。”

近十年,他不再拍摄了,但给别人的摄影作品写评论和策展。他近期出版的摄影评论集《惊鸿照影:中国当代摄影撷英录》中,则完全回避了自己的作品。这本对中国摄影的个人观察里,他罗列了过去40年的国内摄影作品:佬京的《广场》,拉开满弓捕时代巨兽;侯登科的《麦客》,画面与土地一起煎熬;曾广智的《东方会见西方》,宏大、干脆、粗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杰出的摄影家都在与艰难复杂的时代作困兽之斗,他们是时代的总结者、发现者、警示者。”他说。

而他自己却不再拍摄。退一步说,写了这么多,拍了这么多,说不拍,就真的能做到不拍?

“我不拍了。”他肯定地说,甚至像要撇清关系般再度补充,“我很久没拍了,书里都是以前的东西了。”将个体危机置入时代叙事的江流,是再智慧不过的做法,然而因果关系或许更复杂。

采访这天的凌晨3点,他才在报社校对完报纸版面回家。将下午的采访约在家附近的冰室,是因为这天傍晚他要接孩子放学,不宜走远。30年来,他随着工作的报纸,一天十几个版面地记录着城市新闻与时代脉动,再将当下翻过,使之成为过去。

置身30年的新闻行业的激流,个人的躁动似已被阅历抚平,人过中年,他在家庭和工作中一遍遍熨平内心的褶皱,只是再翻开这本摄影师刘铮为他制作的摄影集时,他似乎重新回到了生命的上游,重获不安并从中得到抚慰与修复。那些与他生命纠缠的画面中,最重要的依然是三场对三峡的创作:他首先和新闻与摄影同行抢救性地拍摄水库修建前的三峡“遗容”,只是直面时代大变时,对他来说纪实已不够;他又去长江沿岸埋下不少黑匣子,关切不改——

最后一次,他回到长江的上游,在桥和树上垂下绳索,将自己悬挂,晃起来。

大时代,对峙才是摄影的基本姿态

对一份大众报纸来说,纪实性是摄影最重要的属性。在最近的广州疫情与世界杯中,颜长江依然在《羊城晚报》和同事策划着摄影专题,他一边组织自己单位的图片专题,如当年一起跑汶川地震等多个重大灾难现场的同事宋金峪的照片;也一边在朋友圈分享着广州其他媒体的优秀摄影,如摄影师张志韬拍下的广州海珠区在封控中的面貌,还有张拍下的解封后的方舱医院(取名《白房子》)。

“拍摄快门速度1/60秒,有时决定了历史、决定了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当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颜长江说。

对颜长江来说,他最初的摄影也产生于新闻的纪实拍摄。1990年代,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颜长江来了广州,在新闻媒体首先做了8年的文字编辑和记者。1996年,他采写的报道《泌阳奇案·广州洗冤》在《羊城晚报》头版连载10天,他在采访中拍摄的照片,被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发起人、摄影活动家李媚选刊在摄影杂志《焦点》上。

从那之后,从小对图像和摄影感兴趣的颜长江拿起相机开始拍摄,报社领导见他喜欢摄影,也安排他做摄影记者。

1997年起,颜长江去广东高州市的农村开始拍摄《纸人》。当时的摄影语境讲究“人文关怀”,在新闻业的体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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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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