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与全球化相向而行的广东，需要长肌肉的发展
编者按：
如今，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阴霾正在散去，全球化道路却远非平顺的坦途，中国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春节假期刚过，广东省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高高举起了“高质量发展”的大旗，释放着积极向上的信号。会议延伸的思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曾做出先行示范的广东，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趟出新路子？
这一期起，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将通过系列经济学家专访、调研、数据分析报告，帮您看见广东的未来，以及汹涌的湾区动力。
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租房都是“软基建”，是城市升级，也是高质量发展。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条件，社会保障也是制度。
粤港澳融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科技进步，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研究机构；二是转化能力，必须拥有一大批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三是需要支持科技进步的金融系统。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谢艳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农历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省委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会上指出，高质量发展绝非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功，也不可能是鲜花掌声中的乐享其成，而注定是一条需要迈过重重险滩、陡坡、难关的艰辛道路。
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征程中，广东作用举足轻重。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广东能否再先行一步，助力全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为解答上述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参加上述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解读个中奥义。郑永年指出，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与全球化相向而行，如今更需要“长肌肉”的高质量发展。
与全球化相向而行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表现被评价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它与当时的全球化有什么样的联系？
郑永年：广东模式的实质是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比较接近早期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运行模式。上世纪，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流动，最先转移到日本，接着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终在1980年代后转移到中国内地等经济体。资本和技术，这些来自西方的生产要素，与中国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红利”。当时，为吸引外资，内地税收很低，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也很低。沿海地区将劳动力红利、土地成本优势和税收优势发挥到极致，中国内地得以快速加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为什么资本和技术流到中国内地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这里必须强调中国内地的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现代化跟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是同一个方向的，这就形成了合力。各种要素结合起来促成中国内地的经济奇迹。
南方周末：在不断演变的全球化局势下，“广东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全球疫情大流行消退后，广东面对的国际局势会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挑战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增加了，环保意识也提高了，税收也不能那么优惠了。早期可以给外资很大的优惠，后来要求“国民待遇”。这时开始有外资企业，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到越南或其他国家投资。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是市场要素启动的资本流动。
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加上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从“卡脖子”到“系统脱钩”，对珠三角影响最大。
珠三角地区主要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日本制造、德国制造和美国制造，大部分都是生产整产品的，少量零配件是其他国家生产的。而九十年代后，珠三角出口的产品很多零件，甚至附加值更高的工业装备都是其他国家生产的，各类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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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