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培养韧性需要开放的环境

1969年3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K. Brunnermeier）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的一个木匠家庭。同年10月，联邦德国迎来第四任总理——维利·勃兰特。为推动东西德交往，勃兰特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口号。他的“新东方政策”奉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被认为是推动当时欧洲冷战局势走向缓和的实质性举措之一。直到1979年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前，布伦纳梅尔的童年都在冷战缓和期内度过。

16岁前，子承父业都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而让这个西德少年成长为“钉钉子最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要驱动之一是对东德的好奇——为什么“两个德国”经济发展如此悬殊？他发现，市场价格能传达很多信息，而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这类信息无法顺畅流动，社会各方便难以作出最优决策。这成为布伦纳梅尔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领域研究的起点。

同样需要信息的是危机管理。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席卷全球。布伦纳梅尔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爱德华兹·桑福德讲席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中心主任。他着手组织了网络视频研讨会“马库斯学院（Markus’ Academy）”，希望在经济学家、思想领袖、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架起桥梁，鼓励各方从不同视角评估时局，并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三年来，研讨会的主题从最初的疫情延展到高通胀下的投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乌克兰重建等备受关注的国际社会经济议题。

围绕这些议题的讨论千差万别，但布伦纳梅尔逐渐从中剥离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韧性”。他在新书《韧性社会》一书中写道，冲击往往祸不单行，一场危机可能会诱发另外的危机。这些事态的发展形式各不相同，没有任何事物或人能完美地保护我们免于相关冲击。我们需要保持遭受重击后重新站起来的能力，需要安全缓冲、冗余储备以及可以退守的保护区。“这里所说的‘我们’意指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每个组织机构乃至整个全球社会。”布伦纳梅尔强调。

对当下的中国，韧性尤为关键。2022年末，中国防疫政策调整优化。步入2023年，复苏之路并非坦途。布伦纳梅尔在书中提出的疑问——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我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仍萦绕在人们脑海中。

日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布伦纳梅尔。答复邮件时，他所在的普林斯顿正值严冬，窗外零下10度，寒风凛冽。我们探讨了主要国家对危机的韧性应对将如何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制造业回流与全球化新机遇，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如何看待变化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以及走过冷战剧变时代的他对当代年轻人的建议。

与其竭力避免风险，不如把重点放在培养韧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想通过《韧性社会》传达的观点是什么？

布伦纳梅尔：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与其竭力避免风险，不如将重点放在培养韧性，即冲击后反弹的能力。最近的危机告诉我们，避免冲击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能，代价也非常高。我们应该去冒险和试错，风险暴露有助于培育韧性，只要我们能在挫折后重新振作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韧性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双管齐下：第一是控制初始的冲击，危机的范围和严重程度需要受到限制；第二是为复原创造条件。在这两方面齐头并进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某些场景下，某些主体会沉迷于前者，忽视或不重视后者。为什么？

布伦纳梅尔：从一开始就不仅要关注危机遏制，还要关注如何反弹，这一点非常重要。面对危机，人们会觉得竭力减少冲击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