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杂学无章”丨倬彼云汉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大学教书。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召集不同项目的朋友讨论课题。台湾自从土地改革以后，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有一个农村社会学工作小组，杨懋春先生曾经在山东做农村社会学研究，他领导这个队伍，叫我一起参加。我就对台湾的农村，有机会做持续、深入的观察。这个工作组的任务，就是追踪土地改革过程当中，呈现农民收入如何变化——研究他们记账，持续十年，就知道怎么挣钱、怎么消费：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内部村庄里的结构、职业的转换、人生规划方向的改变等等。当时我们还用科学技术帮助改进农产品，好处、坏处都出现了：好处是水果改良了，改得真是无以复加地好，帮台湾挣了许多外汇——寒带水果种在山顶，热带水果种在平地，必须在热带成长的水果在南部种植。台湾的水果之多：从梨、桃子、葡萄，以至热带的释迦果、莲雾、香蕉……这些专业种植，都仰仗细致的实务研究：其品质好坏，究竟是依仗肥料，还是依仗品种？

农业改革的研究，也注意到农业资本转变为工业建设资本的情形。这时候，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费景汉也应邀访问台湾，他的研究是农业经济，主张“非农收入”在农业经济里面的地位。后来，我写作《汉代农业》时，也特别从他的指导，注意到“非农收入”的比例。“非农收入”，就是“农舍工业”的农村手工业。中国农村没有一个单纯生产食粮的作业，农产品都是“一篮子”的作物。照我的计算，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