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到“新南方”：广东文学两千年
广东作家普遍对商业文明抱有一种更积极的心态，使得广东的都市文学较之其他地方的作品，显得从容和缓，虽然不乏对都市生活空虚孤独的描绘，但同时也展现都市生活进取、包容的一面。
以湾区作家为主力的“新南方写作”，在一种异质性的文化经验中，暗含了南方文学的新走向。在地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在新一代写作者的作品里已见端倪。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13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横跨韩江的广东潮州广济桥，又名湘子桥。
千年前的一个夜晚，张九龄望着皎洁月轮自海面诞生，想象远在天涯的有情人和自己一样，也在望月而遥相思念着。虽无法确知诗人思念的远人是长安的家眷，抑或岭南的亲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佳句却穿越时空，成为现代人面对此情此景时共同的情感密码。
出生于粤北山区寒门庶族的张九龄，是一位贤相，也是杰出的诗人。他为广东诗歌的发展奠下基石。唐代的诗人中，来自岭南的，张九龄是当之无愧第一人。《唐诗三百首》开篇即收录其《感遇》二首。
书写“蛮荒”
今天的广东，在文学上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周代。最早见于载籍的文章是《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南越王赵佗的《报文帝书》，被称作“岭南史上第一文”。
赵佗原为秦朝平定岭南将领，后封关绝道，筑起三道防线，聚兵自卫，于公元前205年兼并桂林、象郡，统一了岭南地区；翌年，正式建立“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自命南越武王，建都番禺，奠定了广州在岭南的中心城市地位。
到了汉代，赵佗原被高祖册封称臣，在吕后当权那几年，他重新当起了皇帝。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国采取安抚政策。赵佗回复文帝的诏书时（即在《报文帝书》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敢妄窃帝号”只是“聊以自娱”。接着诉说吕后临朝时对南越国的各种“虐待”，说明自己是不得已称了帝。赵佗在信中表明了他的态度，承诺取消帝号，二次归汉。
广东潮汕英歌舞表演。
信中还提到吕后“别异蛮夷”政策禁运母羊等畜种，影响岭南地区祭祀用牺牲。《报文帝书》也是第一篇描述广州建城初期羊与广州关系的文章，成为解读广州神话“五羊衔谷”中仙人为何骑羊而来的线索。
白居易曾于《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写到“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唐代许多著名诗家文人皆与岭南有不解之缘，韩愈、刘禹锡等皆曾因贬谪而至广东。819年，韩愈主政潮州时，曾试图警告当地横行恣肆的鳄鱼，将猪与羊投入恶溪（今韩江）命鳄离去，否则定将诛戮不赦，遂有名篇《祭鳄鱼文》。当地人为纪念韩愈，以他的姓氏命名山川，潮州的韩山与韩江因此得名，沿用至今。
张九龄之后，晚唐的邵谒、陈陶等岭南诗人，都留下有价值的作品。“瘴雨出虹蝀，蛮江渡山急。”陈陶的《番禺道中作》生动描摹广东的气候地理特点。北宋的余靖是张九龄的同乡，写荔枝比苏轼早了半个世纪，“虚亭何所赏，为爱果中奇。气禀南方秀，生当火王时”。
1094至1097年，短短两年零七个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写下四百多篇（首）作品，包括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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