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两税合一这个大方向上没有异议的法律比预期推迟两年才通过，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利益集团游说能力之强？）
    如果采用比较中性的一种说法，这也是现在中国运行中的一种现实。一方面，各个部门有不同意见，比过去透明度高了。过去总是强调，不管部门有什么意见，都是内部的秘密，不能拿到媒体上去披露的。现在透明度大大提高。比较早的时候媒体就知道了财政部什么意见，税务总局什么意见、商务部什么意见，这客观上讲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不同部门有不同意见也合乎常理，因为有不同利益的考虑。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的政绩和管理上的感受，取向可能不一样，只能磨合。重要的是，在磨合当中，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贯彻公众的利益诉求，提高效率。磨合不可避免，任何国家决策都要在程序上耗费时间，只是能不能更快捷一些，这都是未来中国在法制化、民主化发展过程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具体到两税合一这个决策过程，您觉得哪些环节上的效率还可以提高？）
    一开始，各个部门讲不同意见的时候，都是在讲道理——这个事情值得做还是不值得做，为什么。到了一定阶段，道理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民意也陆续听到了一些，比如两次全国人代会上和政协会议上，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也都明朗化了。在这明朗化以后，又拖了一段时间，具体的细节我也不了解。我只是在想，如果意见有了一定的明朗化之后，磋商的过程能否再快一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本报记者邓瑾采访整理）

    （作为引进外资规模居全国首位，有１８０００家外资企业的城市，苏州如何看待新的企业所得税法？）
    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合一是大势所趋。这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这个税法，说到底是一个方向。对于苏州，实事求是地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是有影响的，调整税率后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影响到他们的竞争能力。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外企投资的积极性。
    外企对新税法非常敏感，也有向市政府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他们也知道，这个政策不是苏州颁布的，知道国际惯例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如果说他们还要在苏州、在中国留下去，就要研究我们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就要往上调整，调高附加值。这样，他们的竞争力将会提高，新税法对他们的不利影响将只是短期的。新税法给出了五年过渡期，我相信，过渡期结束后，外资企业竞争力还会增强。

    （两税合一后，没有了税收优惠，招商引资怎么办？）
    前几年，我们可以给予外资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现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没有了，怎么办？从根本上来说，对苏州来讲，对整个中国大陆来讲，我觉得需要转变增长方式，其中包括转变招商引资的方式，转变外贸进出口的方式，可能也加大走出去的力度。要在招商引资方面调高、调优。所谓调高就是要调高科技含量，调高附加值；所谓调优，原来侧重于制造业方面的招商引资，现在可能要服务业与制造业并重。
    我相信大规模的撤资不会发生。为什么？首先整个中国是一样的，如果外资要到其他国家去，这不仅仅是税收的小小优惠，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文环境，再加上政府的效率环境，整个本身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是一个系统考虑。一个企业不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做好，与其考虑到到哪个国家找更好的税收倾斜，还不如下工夫增加竞争力，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后者，提高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提高竞争能力。
    吸引外资是用环境和诚信来吸引，过去苏州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外资企业对这个城市非常信任，市场也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
    下一步如何来巩固提高苏州利用外资的吸引力，让外资更积极？对政府来说，没有其他选择，就是做好投资环境。因为税收是一样的，但是政府的服务要更要有效率，社会整体的诚信水平要更高，老百姓整体素质（包括劳动力资源素质）要提升，这些方面如果做到了，再加上人气环境和其他的环境，相信苏州还是有吸引力的。
    ——苏州市常务副市长曹福龙（本报记者马昌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