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以他者眼光看中国

如果你把他在中国的成功与海外记者身份联系起来,他也会生气,“你看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哪些是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的?都是最普通日常的生活细节。”

从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说,你要多找几个人帮你甄选照片。但这个工作其实没有人能够分担,它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一对眼睛

传奇新闻摄影记者刘香成不拿相机很久了。

自1976年到1994年,刘香成做了18年的职业记者。1978年底,27岁的他作为《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师来到了中国,5年后发表摄影集《China after Mao》(《毛之后的中国》)。许多中国摄影师通过这本1983年首版、只有96张照片的薄册子,学习到了如何利用日常点滴呈现政经巨变。

其后,他加盟美联社,先后驻北京、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1992年,他捕捉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全球独他一人。

1995年后,这位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退出新闻一线,出入上流社会,往来于富豪名流之间。在泰国M-Group支持下,创办M图片社,主办《中》杂志;担任时代华纳驻京首席代表,促成财富论坛(1999年)在上海的召开;之后他加入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出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帮助星空卫视落地大陆……

就在人们几乎淡忘他与影像曾经的深度关联时,他拿出一个让世界惊愕的作品。2008年7月由他主编的摄影集《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由德国TASCHEN出版社以英、法、德、日等6种语言全球发行。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在此之前,中国的出口清单中,摄影从未成为重要部分。这使刘香成的成就令人惊叹。他花4年时间在中国搜集了88位摄影师的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有力的口吻重新讲述了中国故事。”

1980年,云南景洪,三个戴着墨镜的时髦的年轻人

刘香成 图/姜晓明

那怎么不是我了解的中国呢

《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以10年为一个单元,将新中国近60年历史分成6个大段落。

10年一个变化,他自己的人生恰好也是这样变奏的。

1951年10月6日,刘香成出生在香港,父亲刘季伯是《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也是1960年代香港仍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刘香成排行老六,是家中最小的一个。3岁时,母亲抱着他回到了福州老家。

刘季伯最初希望小儿子能够跳出香港这个小渔村,回到广阔天地,沐浴新中国的阳光,茁壮成长。但内地局面日渐混乱,1961年他改变主意,让10岁的刘香成回到了香港。

20岁时刘香成决定去美国上大学,他表示自己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位老友建议他先学习一个专业再当记者,因为“新闻是实践”。1971年秋天,刘香成进入纽约Hunter College,专业是国际关系。“中国人在美国念书一般都是念理工科,很少念文科,那个年代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同学中鲜有中国人,刘香成被迫“打入”美国同学的生活圈。他天生有在异乡惬意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好奇。“有的人到什么地方都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也不是不好,但既然去了这么远,为什么不好好了解一下那里的生活呢?”

怀抱着了解和参与美国社会的热情,专业之外,他还选择了摄影等感兴趣的科目,每天东跑西颠,没事就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

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多数比我大,我总是小弟弟”。这些亦师亦友的老大哥,有不少人声名显赫。他们的举荐和帮助让刘香成轻松获得旁人无法企及的机会。

他给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Gjon Mili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Gjon Mili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指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新闻图片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多年之后,当他本人成为许多年轻摄影师心目中的导师时,他把成功之道总结为一句话,“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

毕业时,老师把他推荐给时代集团的总裁。为《时代》周刊供稿的同时,他也给美联社供图。

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珠江边,他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此后几乎所有的巨变,却谨慎地说,“我对中国有一些了解。”

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他受邀成为奥组委的顾问之一。张艺谋领命要在开闭幕式上完成“说明中国”的任务,刘香成萌生了用图片介绍中国的冲动。“我希望以人们身体语言、衣服、样貌、精神状态的变化,显现新中国60年来的成长和发展。西方那些搞图片的人,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没有一点感性的认识。他们编的书也用了我拍的一些图片,但那些书展现的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

“国内编的书也很多,但出于种种原因,还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去看世界,或者觉得图片就是山水画的延伸;对摄影语言能做的事情,他们的理解、认识以及对方向的把握,都有局限。从他们编的书里,我也看不到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

2004年起,他开始搜集、整理图片,希望用影像真实直观地说明中国。

哪些照片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

Tiziano Terzani曾任《明镜》周刊驻京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刘香成同为活跃在北京的国外媒体记者。评论刘香成时他说,“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关乎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本人却抗拒这种温情表述,他非常介意人们拿他的华人身份说事。年轻的时候,他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人们说他“既有局内人的体验,又有局外人的敏感”,他主动要求调离中国,去印度、韩国、前苏联,“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

如果你把他在中国的成功与海外记者身份联系起来,他也会生气,“你看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哪些是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的?都是最普通日常的生活细节。”

“当年我刚到北京时,新华社、《中国日报》的人都和我说,做事情要打擦边球,好像不打擦边球就没事可干了。他们总是说‘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不想做或怕做。人们常说,在中国的媒体里,‘大做大错,小做小错,不做不错’。这也许是很深刻的智慧,但我认为:要想活下来,活得好一点,做总比不做好。”

他说自己从没有什么身份焦虑感,“我焦虑,只是因为我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成。认识一个人,不能纠缠于他是什么身份,要把他所做的事情串联起来,认识他。”

他说自己根本的身份是职业新闻人、努力呈现世界真相的人。“我一直都希望把摄影带到新闻语言的主流地位,而不是说摄影只是文字的辅助。摄影是表达事情的一个平台,你去办报纸、刊物也是制造一个平台。在好的平台上不同的人都能理性地讨论问题,冷静地思考问题。”

《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同样是一个认识世界的平台。在这里他对中国的观察冷静、真实、客观。泛滥的“中国情感”、刻意的遮蔽或揭露都不是他想要的。

以他在业界的盛名,自然有许多摄影师主动把作品送到他手中,但更多真正想要的东西,需要他放下身段亲自登门。为了说服那些手中有特殊时期珍贵底片的老摄影师,他甚至多次登门。

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该书临近出版,刘香成亲自承担了几乎所有编辑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说,你要多找几个人帮你甄选照片。但这个工作其实没有人能够分担,它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一对眼睛。”

“我用两个准则去看。一是从画面和摄影的角度,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但好的作品有很多,第二点就是是否有助于我陈述60年的中国。我尽量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60年的进展。”

“我常说,我去苏联、印度、美国都能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我每次去不是两三个星期,而是四五年。经过那么多个春夏秋冬,接触不同的文化与细节,再和中国去比较,你会看出一辈子住在这里的人永远看不到的事情。”

 

克格勃警告他绝对不许拍照

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2008年岁末,刘香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同名影展,累计观展人数破了该美术馆开馆以来的纪录。久别新闻一线的刘香成延续了过往的神奇,创下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

“我们恐怕也是最后一代去过那么多地方、经历过那么多大事件的记者了。”这个喟叹绝非夜郎自大。30年前,一入行,竞争对手便给他起了“murf”(多弹头导弹)这个绰号,以此向这个突破能力超强的新人致敬。

当初美联社有多位强手竞争首任驻京记者的机会,谁也没有想到,总社社长拍板,把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送到了中国。

这个小伙子不负众望,很快融入北京。在他30岁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歌曲。“新凤霞给我画了一幅寿桃,吴祖光先生主动在旁边题了字给我,并且问我,‘你想认识白桦吗?’我说,‘想啊!’就直接跑到他家里去拍他,搞七搞八的,他也都同意了。”

离开了中国,他同样神奇。无论是在洛杉矶、新德里还是现在已经更名为首尔的汉城,他总是那个能够在适当时机出现在适当地点的神奇小子。

1990年,他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因为他在印度工作时,曾与塔斯社一位高级摄影记者有过误会,调他去之前,美联社莫斯科分社的头儿甚是忐忑,但又阻挡不了大老板的决定。

“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印度、洛杉矶、北京、汉城,所有我工作过的分社的社长,他一个个去打电话,问他们觉得刘香成这人怎么样。他们就说,Michael,你在苏联做事很不容易,如果你想把事情办成,建议你还是把刘香成弄到你那儿去。”

1991年12月25日晚,“能把事情办成”的刘香成跟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董事长汤姆·约翰逊混入克里姆林宫,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他们绝对不许拍照。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

讲话稿一共4页,戈尔巴乔夫已经读到最后一页:“我将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读完后,他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那样的时刻不拍怎么可以,得罪人就得罪人吧!”他果断摁下了快门。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了刘香成的后背。“我真没想到会打我,但是没关系,我拍下了我想要的——连塔斯社都没有的镜头。”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的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当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一同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我就和所有同事说,我没有让你们失望吧。”

拍领导人握手一定要在中间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总能出现在你想出现的地方,除了幸运,还有什么?

刘香成: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哪阵风吹到我这里的,不过做记者很多东西道理都是相通的。当你和别人说话,别人觉得你知识面太窄或不会说话,人家就会想尽快结束会谈。照相是一样的,你看的书,你交的朋友,从朋友那里学到的东西,是综合的。

当初我要拍陈凯歌,他到我家里来,我让他把鞋脱了、袜子脱了、躺在地上——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来我才晓得那个人是很难搞的,我当时不知道,我就让他趴在那儿。

人物周刊:有没有你也搞不定的人?

刘香成:有,很多人很难搞的,但你要坚持一下。我在洛杉矶拍英格丽·褒曼,一般文字记者采访完就给摄影记者5分钟时间拍图片。我把她带到酒店的后花园照相,过了几天她就给文字记者打电话,说你带来的摄影记者让我很放松。

当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尼克松从上海乘坐专列去杭州西湖。外交部让我们这些境外记者随行。在西湖,我问尼克松可不可以单独给他照相,他说好啊。我们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让他停他就停。水门事件之后他对记者是很反感的,但不晓得为什么,他能够信任我。

从杭州回上海的专列上还有个故事。当时李肇星是外交部新闻司管美国记者的处长,对我很好。尼克松在前面有节车厢,李肇星突然跑过来问我相机在哪里,他说尼克松要过来了,拿着一条毛巾、一个水桶和青岛啤酒给我们送啤酒来了。我抓住了那个镜头,那张也成了经典。

李肇星后来当了外长,当外长之前是美国大使,我们也有来有往,不能说是朋友,但他的书,他的诗词也都会给我送。我觉得,做记者很多准备是在工作之外的,让人家喜欢听你讲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物周刊:除了做好准备,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亲和力,谈话有内容的人,你还有什么诀窍?

刘香成:我比较好奇。认识一个人,我就要学他,他懂的知识我都问一下。人家觉得你对他感兴趣,他自然也对你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要多交朋友,特别是有能力的朋友,关键时刻可以把你带到别人进不去的地方。

刘香成:是啊。当年一起驻京的,除了我代表美联社,还有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和UPI的摄影记者。只有我和新华社中央组的人很熟,他们当我小弟弟,他们都是50多岁的,专门拍领导人。拍领导人握手一定要在中间。他们往往一个小时前就在人民大会堂排队,迟到的话很难挤到中间位置。每次我晚去了,他们总是说,小刘你来你来,把中间位置留给我。其实我和他们没什么交情,只是见见面说几句,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决定定居北京的?

刘香成:我1994年从俄罗斯到香港,1995年回到北京。一回来,就让朋友帮我找一个四合院。我对北京有感情,我的事业是在这里开始的。刚进来的时候这个院子破破烂烂,但位置很好,旁边就是北海景山,我30秒就决定买下来。除了两棵100多年的石榴树,全都是推倒重建的。1996年建好,1997年就搬回来了。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现在仍在忙碌,做的工作都是不断在刷新自己的能力范畴的,其实你已经可以很逍遥地生活了。

刘香成:可能是吧。做新闻就应该越做越大,多去一些困难的地方。当年我离开印度去韩国的时候,印度那边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本来很看不过去我对手下要求那么严格,让他们做那么多事情。但是后来看到我对自己更苛刻,就闭口不言了。

去年我在普吉岛盖了一个别墅,冷的时候就去那边休假。但我觉得做事情是一种乐趣,我今年57岁,觉得自己还是有精力继续做一些事情。我的个性是,小的事情我会急,但大的事情我很有耐心。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拍东西么?

刘香成:拍,但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前一段时间蔡国强来,他让我拍我就给他拍。

人物周刊:你没有带着相机随走随拍的习惯,为什么呢?

刘香成:拿起相机就要进入工作状态,所以我旅行从来不带相机。年轻时当驻外记者相机随身带着,那时生活和工作其实是一回事,现在不需要这样做了。现在我不带相机,但仍然随时都在观察。如果要拍一个人,拿起相机时我已经有想法了。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