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用照片记录那个年代的中国
外国记者身份与华人面孔，让刘香成能顺利展开工作。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是刘香成拍摄的。他的照片保存了中国那个年代的记忆，画面中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有城市里逐渐增多的巨幅商业广告和现代化设施。
“今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想要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都不要忘了，那些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图片，曾经就是几亿人真实的生活方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杨子
2023年6月，刘香成
1991年12月25日傍晚，美国CNN的工作人员正扛着摄像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毯上来回跑动，望去他们好像在主场作战；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即将以一方主流媒体进入另一方首都核心直播其最高领导人的辞职演讲宣告结束。
刘香成（Liu Heung Shing），时任美联社驻莫斯科首席摄影记者，这个戴着眼镜、身手敏捷的美籍华人，1990年初被派往苏联之前，已在中国、印度、韩国及南亚多地工作了十几年。
美国时装设计师罗伊·侯斯顿和他的模特游览长城。北京，1980年
这一天，刘香成挎着相机，走进那个即将上演重头戏的房间，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的桌子正对面，巨大的三脚架支撑着一台老式电视摄像机，刘香成不慌不忙坐在三脚架下。旁边的克格勃提出警告：待会直播，不许拍照。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鉴于最近独立国家联合体已经形成的局面，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摄像机电流低鸣，时间分秒流逝，“一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演讲接近尾声，刘香成早已算好快门和光圈参数，他悄悄拨动相机旋钮，只等戈尔巴乔夫手中最后一页稿纸落向桌面。
——咔嚓。
一个时代落下帷幕。
刘香成用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决定性瞬间”，为此，他后背挨了克格勃一拳。
第二天，这张戈尔巴乔夫扔下讲稿的照片，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拿下新闻人眼中“最昂贵的地皮”。1992年，刘香成因对苏联解体的出色报道赢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2023年6月9日，“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大型摄影回顾展于上海浦东美术馆启幕。展览现场，戈尔巴乔夫手中稿纸呈虚边动态的代表作旁，刘香成并列展出了他同年拍摄的另一张照片：1991年，在基辅，担心通货膨胀的人们到当地银行提取存款，画面中神色忧虑的乌克兰老人颤巍巍的双手和捏着的钞票同样呈虚晃状。
“我刚去到那里，一块美金才拿到9毛钱卢布，等我1993年离开时，一块美金能换差不多4800卢布。”刘香成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个年代，苏联一个核子工程师连10块美金薪水都拿不到，但在最困难的时候，苏联有一千多个国营农场都是中国人在种田。我就问这些中国农民，他们怎么付钱给你们？他们笑嘻嘻道，他们没钱，但他们给我们拖拉机和卡车，我们就开回去。”
步入浦东美术馆四楼展厅，观众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展览以“面孔”、“姿态”、“时机”、“刺点”、“人群”、“风土”、“后记”七个单元，呈现了刘香成近两百张珍贵摄影作品，这是他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次展览，首次为中国观众带来他摄于中国之外、扩至全球视角的多件经典作品。
中国、美国、印度、韩国、阿富汗、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下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其中，有些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国崩溃、战争爆发；有些是细微的温情日常：平民换上时髦新装，明星卸下光鲜妆容……这些浩然洪流中的光阴切片，层层叠叠拼贴出历史行进的方式。
72岁的刘香成为人谦和、语速平缓，娓娓道出自己近半个世纪游走世界的拍摄心得：“每个人都有苦有痛、有酸有甜，摄影师应该平视镜头前的任何人，怀着深切的empathy（同理心）尊重每个人，不要俯视或仰视。”
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他的马克西姆餐厅开业仪式上。北京，1983年
大白菜在天上飘，像乐谱上的音符
刘香成掐指一算，自他举起相机将镜头对着中国，今年已是第46个年头。生于香港的他，其实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人与世界”的故事。
夜深忽梦少年事，1960年代在香港，刘香成趴在报馆里学英文，父亲常把一摞美联社电讯稿拍给他：“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答案在这里面。”
1951年10月，刘香成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香港，他父亲刘季伯是湖南邵阳人，曾活跃于香港新闻业并从事国际新闻编辑一职。1949年开国大典那日，香港《星岛日报》一篇题为《春天来了》的热诚社论，执笔者就是刘季伯。
童年时期，刘香成随母亲陈伟雯回福州生活。他外叔公陈璧是清末任期最长的邮传部尚书，政绩包括收回京汉铁路的运营权、创办交通银行，以及用福建马尾船厂的部分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刘香成父母结婚时，陈家送给新婚夫妇一座宅院，取名益香亭。1957年，刘香成入读福州鼓楼一中小学，在幼稚园当园长的母亲带着他搬回益香亭大宅，但这里已不是刘家私产，他们住在后院，前院陆续住进许多人。“我会这么长时间一直有兴趣将镜头对着中国，想来这是个选择和倾向。如果当年我在福州没有经历过‘大跃进’、‘除四害’那些，就不会对这个社会有这种记忆和感情，许多海外华侨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这里的兴趣。”
1960年，刘香成回到香港生活，从小在迥异的环境中切换身份，他渐渐养成习惯：观察周围人的肢体语言，他们的微表情和衣着打扮，都在向外界传递信息。12岁那年，父亲的朋友送给刘香成一台相机，“当时那就像是新奇的玩具，但我还没有闲暇去看或去理解摄影，学英文学粤语占据了我太多时间。”
1969年夏，刘香成前往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修读国际政治。平日他也去城中看些展览，接触到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等人的作品后开始关注摄影。大学最后一学年，他凭兴趣选修了摄影课，课余拍摄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女人和犹太教机构中的智障儿童等社会边缘群体。这组颇具同理心的街拍吸引了摄影大师基恩·米利（Gjon Mili，1904-1984）的注意，他邀请这个东方小伙子到自己所在的《生活》杂志实习。这次相遇，开启了刘香成此后传奇的摄影生涯。
“米利从不跟我说快门、光圈那些技术问题，他教我如何‘阅读’图片。每天下班后，我们喝一小杯威士忌，切点水果，他就指着满墙图片给我讲，这张好在哪里，那张如何构想，这里头也有很多他好友布列松的照片。什么样的画面会变成一张经典？它跟观者一定要有情感联结，他可能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是认识的人，但要在这张画面里找到共情和对话，要让观者进入你的画面。他不是在看图，而是在读图，这就是恩师米利教导我的。”
北戴河度假区沙滩上摆拍的女子，河北，1982年
在大学图书馆里，刘香成发现了小册子《中国新闻分析》，那是定居香港的一位匈牙利牧师编辑的英文出版物，当时是西方人获知中国动态的一扇窗户。刘香成每期都读得入迷，由此萌生回中国的念头。此外，他还找到了马克·吕布的影集《中国的三面旗帜》，“我深受触动，因为我也参与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76年秋，刘香成还在巴黎左岸准备采访新当选的法国总理，9月9日，搭乘地铁回家时，他看到地铁报摊上到处是头版印着毛泽东肖像的报纸。他意识到，是时候回中国了，那里必将发生巨变。
这年9月中旬，刘香成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特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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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