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学信：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实践发展
2023年7月14日，由南方周末联合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西北工业大学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责任与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西安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投资有道，碳路可循”为主题，相关领域学者、机构代表、企业高管参会分享，聚焦“双碳”目标下的企业行动进展和优秀实践，探讨低碳前沿理念、创新技术、碳信息披露等议题。南方周末、西工大在现场分别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在当天的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ESG研究院执行院长柳学信强调，整个人类碳信息的披露框架渐成体系，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对于中国而言，碳交易市场的体系构建与运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强政策方面的协调，更主要的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企业进行主动碳披。
以下为柳学信的演讲实录：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分享我们最近关于碳的一些研究，也很感慨，因为三年前我们成立ESG研究院的时候，在申报第一届论坛的时候还需要跟人解释半天到底ESG是什么。今天专家们关于ESG、关于碳都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为善之道，同行者众，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一个课题阶段性的成果，是我们跟CPP合作梳理全球关于碳信息披露的一些实践进展，当然这只是初步的一个结果。时间关系，分享四方面的进展，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一些思考。
首先，关于碳信息的披露，可能大家都知道IPCC最新的一个报告，过去人类这么长历史中的气候变化从没有像工业革命以来这么复杂、对我们的压力这么大。几百万年以前，气候变化、温度的上升、下降都很稳定，工业革命以后，很明显地看到气温已经上升了1.1度；另外一张图是科学家已经证明，这种温度变化有非常大的概率是由人类的活动造成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探讨企业要做碳信息披露的问题，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地球的居民，当我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压力、遭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生态系统中每一个居民都要为它作出贡献，我想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
WEF发布了重大风险的统计，这是截至2021年的数据，气候相关的风险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关注的风险中的第一名。今年的现实更为严峻，高温席卷了中国北方，厄尔尼诺现象更加唤醒全人类对于气候上升问题的关注，这就是今天讨论的无论是可持续发展也好、气候变化也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也好，最大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面临这样的环境，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内涵，一般认为企业或者组织将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方案和执行情况以及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披露的活动，都称为碳信息披露。我们研究会发现，企业或者组织在进行碳信息披露的时候，首先是合法性，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或者碳的一些倡议，最开始是由NGO发起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把这些倡议转化成国内法，企业必须在这个组织中取得合法性。其次，在制度规范方面，企业要适应新的变化，以及各种压力组织不断地对企业、社会、政府传递的社会运动信息。我们也在研究碳的活动，过去我们讲它是一个负外部性，现在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增值的活动，是跟利益相关者来共同分担风险，共同来创造价值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碳信息披露就是根据京都议定书以及后面的条约中约定的。一般是指温室气体，最主要是二氧化碳，有些企业也会披露相应的其他影响气候的气体。从企业层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范畴，这是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它的信息披露规程里面提出的，广为国际上所接受，也就是范畴1、范畴2、范畴3的披露，实际上这方面研究也还在进展当中。这是整个碳信息披露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的一个大背景。
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发展背景，其实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企业如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一直都有探索。最开始像《寂静的春天》，包括企业社会责任，一直到联合国开始行动起来，每年的气候大会达成了一些有约束力的协定来促进人类社会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在2005年开始运行EU-ETS，中国在2012年左右也开始有7个区域性市场，并在2021年建立了统一的碳市场，应该说是在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市场，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从国家层面来解决碳的问题，解决面临的气候压力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关注整个人类的碳信息披露的实践，刚才已经看到它的整个框架，先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走在最前端的国际组织、NGO等，发出一些倡议。随着这些倡议的落地，会有一些研究、中介组织来出台一些指南和标准来指导企业进行披露，还会有一些先行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会主动来披露。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会有一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要求，企业必须披露一定的温室气体或者一定的气候方面的行动，整个生态就这样建立起来。从1987年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一直到巴黎协定达成，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关于气候的倡议和气候的标准趋同越来越快，人们对它们的关心也越来越强。有非常多的倡议来自一些国际组织，也有一些来自全球顶尖的商业机构。
第二方面，我们关注碳信息披露的标准建设。对于企业来说，标准是一个基础设施，如果没有标准，整个活动方方面面都会受到限制。IPCC在1988年开始建立之后做这方面的工作，它做的内容更为底层；此后，跟企业相关的是1997年GRI全球报告倡议成立，这里面主要是EIG的倡议和标准，EIG里面“E”的范畴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气候相关的披露要求；之后，像CDP、世界资源研究所等相继出了温室气体核算标准，ISO在碳方面和气候方面也有建树；再之后，国际可持续准则委员会在2021年成立了，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披露了两项关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披露的准则，目前已生效。欧盟在全球气候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行动也很快速。欧盟跟美国、跟其他地方的国际组织不太一样，因为欧盟三个权力机构通过之后，它的成员国就要依照规定转为国内法，所以是具有强制力的。
我们关注了国际组织的、美国的、欧盟的，另外还关注了中国的碳披露标准。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向国际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可持续发展、气候方面的智慧应该是我们最有可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我们企业做得很好，怎么样让我们把企业好的经验总结起来，成为国际上的标杆，让国际社会所承认、所接受，这同样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这些都是用于指导企业披露的思路。
碳披露标准的底层问题还是关于怎么对气体核算。披露的基础是企业要知道排放了多少。现在有影响力的有IP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另外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了一些关于企业、组织、城市、社会层面的清单，但是这还远远不足。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乱象，依据这些规程和方法，如果外国人计算中国（的气体排放）可能都是100多吨以上，但中国人很多测出来的可能不到100吨，实际上很多东西也涉及政治上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地球上目前累积的碳大多是发达国家的贡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尚未发展起来。我们希望将来新能源要占到70%以上，而目前我们的基础化石能源占到70%以上，怎么样给它倒过来？这中间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当然也面临很多政治问题。实际上一些基础研究的东西并没有研究透，包括现在CCER的项目也好，绿证也好，底层的方法学如果不清楚，依据它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国际上自愿碳市场VCM，现在受到很多质疑，最近《Nature》和很多顶刊上有几篇文章在质疑亚马逊森林，包括东亚的一些森林项目汇碳的效果。
这里列出了目前最主流的关于碳披露方面的指导规则（见PPT），各自侧重点不太一样，CDP、CDSB、TCFD等侧重于指导气候相关披露的；而GRI、SASB和ISSB等内容更为宽泛，指导可持续发展和ESG方面的，气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支柱，这些规则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要求也不太一样。现在进展比较快的是ISSB在今年6月26日率先发布了两个规程，一个是可持续发展一般的披露，另外一个是气候相关的披露。这两个披露，是按照TCFD的框架从治理、战略、风险和指标几个方面来制定的，而我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建作为治理的特色披露，投资者会怎么看，怎么评分？中国国有企业都会披露这个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西方制度文化背景的东西在中国如何体现我们的国情？任何标准都是国家战略的体现，因为国家希望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公民来努力完成特定的目标，我们国家的标准应该体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这跟西方肯定是不一样的。任何标准都是有战略目标的，它不是一个普适的东西。
ISSB号称是globalbaseline。在国际上，也许是基础设施，但在中国更多，最多只能发挥外挂的作用，我们可以参考，但很多方面并不一定能适合。过去ISSB的IFRS，全球主流的财务信息披露标准是它制定的，它出台的披露准则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大家很自然就会想，这就会有一个新的企业发展范式。过去财务好不好，是界定了企业的好不好，因为能不能赚钱是主要的，能赚钱是好企业。将来是第一能挣钱，第二看怎么挣钱，ESG做得好、碳做得好是相当于第二个标尺，也有人说是第四张报表，这就是一个企业新的发展范式。光挣钱、社会责任做得不好的企业，现在可能就会out了。将来国际竞争规则、国际治理体系也会依据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目前，它把SASB和IIRC、CDSB都并入麾下了，GRI在跟它谈判，包括欧盟，将来会有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
第三方面，让我们看一下碳信息披露监管与企业的实践情况。欧盟一直是国际的先行者，在2014发布了《非财务信息披露标准》（NFRD），2018年约有1万家公共利益实体都在披露包括碳信息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在2021年又出台了《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CSRD，要求约5万家企业都按照这个新规程来披露更详细的标准。这个法令通过以后，它责成标准制定机构专门制定欧盟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ESRS。ESRS和ISSB的区别哪里？ISSB是单向实质性，只考虑对企业财务的影响，ESRS是双向的实质性，叫doublemajority，它不仅考虑对企业的影响，也考虑企业对环境的影响，所以会更广泛。从个人的研究来说，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生态文明、国家战略体系来看，欧盟这套体系，即双重实质性更适合发展中大国的战略要求。
另外一个主要经济体是美国。ESG在美国现在是个热词，市场上对于ESG、对碳信息披露、对气候相关议题非常关注。像美国的绿色投资、气候相关的金融是非常发达的，虽然政府的政治问题会导致法令延迟发布，如这个2022年法令是推迟了两个月才发布。征求意见不断在延迟，因为是有史以来受到最高关注的法律，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最终能否通过未知。但美国市场经济非常发达，资本非常地有预见性，所以他们的布局是很厉害的。
再来看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网。目前有27个国家已经通过了气候相关的法律，主要是发达国家，当然也有其他国家。几个典型的国家，比如德国、丹麦对于碳中和、对气候目标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我们列出对中国的启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缺乏上位法，缺乏统筹，只是各个部门自己在做。我们急切需要有上位统筹的法律来指导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这已经迫在眉睫了。
交易所是管理各国头部企业最主要的一个机构。提及交易所方面的法则，这一块是ENPI，包括联合国有一个倡议，叫sustainablestockexchangeinitiative。目前成员有130个，其中有81个交易所明确要求在披露时必须要有ESG相关的议题，譬如，中国香港是明确的相当于强制性的，像北欧的交易所基本也是这样。交易所指导企业进行气候相关披露或ESG披露，采用最多的是GRI，因为GRI在1997年就有了，像SASB是到2018年才有，其他的影响就比较低一点，包括像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有很多组织在参考。我们列举中国香港、印度、西班牙和瑞士的交易所，在这一块都是响应联合国SSE的倡议。ISSB指导上市公司在ESG披露要求非常详尽,。新加坡已经表态要采用了，英国也表态要用，但英国是几个部门来商量，最终怎么采用不知道。中国香港也表态要采用，中国香港在7月份发了个consultation，但跟ISSB框架不太一样。中国目前并没有表态。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易所把ISSB这两个标准作为最主要的参考标准，这个影响将会非常大。
另外是其他的倡议，刚刚讲的是像国家、监管机构、交易所，实际也有企业间的联盟，像2021年格拉斯哥净零联盟，包括金融机构也有联盟，如CE100家等等，这些联盟需要的是企业的承诺，企业加入联盟，达成气候问题上的任务，这是好事。
对于非金融的上市公司，根据CDP的问卷，中国目前已经有2000多家企业根据CDP的框架来披露气候、水、森林方面的议题。全球头部公司基本都会披露碳中和战略，国内一些头部企业也在披露。我们也梳理了一下，中国有超过1/3的1700多家披露CSR，真正披露ESG报告的不到100家，这里面发布碳中和战略的也不少。企业能不能真正地做到，我们拭目以待。
上午也拜读南方周末漂绿榜，很有权威性，希望有更多监督机构来看看这些公司，这样才能督促他们做得更好。
2020年有学者在分析美国主要上市公司ESG报告的披露情况。美国大多数公司是按照SASB的框架规则披露的，目前有86%的企业都会披露ESG报告，在气候方面主要关注企业的行为、风险、温室气体、碳等等。
中国或全球在这方面的披露和美国不一样。毕马威的报告中指出，全球最大的250家公司中，有96%都会披露ESG相关信息，里面包括碳的信息。各个国家（的组织），如CTFD、GRI也有些统计，增长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有越来越多公司会披露气候、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息。
关于中国的数据，目前全国最大100家公司，有61%采用了包括港交所、上交所、深交所的指引来发布报告。全球最大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率是96%，中国最大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率是89%，经过对比分析发现96%里面不披露的就是中国的几家公司。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披露的选择性还是比较大的，像17个目标之间，真正跟每个企业相关是上面几个目标，其他的一些目标，如生物多样性，还有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如气候问题，今天参会的企业相信都是做得很好，但要跟普通企业谈论这个问题，它不一定听过。我们在北京也跟很多企业沟通，很多老总并不认为这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一部分，是讨论与展望。全球从组织的倡议、标准到国家监管以及企业实践都发展得很好，但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能不能算得准？我们现在严重依赖24个行业的排放因子，这里面会相差30%、40%，上次我们看计量研究院的一个院长汇报，测出来的跟实际观测的东西要差60%，这就非常可观了，这个东西能否测准，要依赖于很多方面。
关于碳的方法学、碳的科学技术方面，和落地的碳项目，我们做了充分的研究，但像海洋、其他的化学这些技术没有研究透。即使在陆地方面，像森林、草地等等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可想而知，因为底层技术没有研究透，比如种一棵树可以减排多少碳，比如这棵树被砍伐、烧掉了又会排多少碳，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能让人信服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知道，就别提更复杂的生产工艺以及其他方方面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团队，是用计算机的方法来测，我们是希望能根据企业的关键经济活动指标推算出大致的排放，但发现难度很大。
因为底层方法学并不太清楚，依据这些方法学开发的碳减排项目、减排技术，可能很多时候也有问题，比如MRV涉及的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可能会有不公正的情况。最近国际MRV的机构专门出了一个倡议，提出了7项准则，包括唯一性等等，这只是起步之间，还需要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另外，从管理、市场的角度，也要进步。大家要通力合作，才能解决MRV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融合，相对来说会比较乐观，因为气候相关都是客观的。这里面国家要行动，但国家会担心从动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欧盟实行的NFRD，要求ESG报告都需要鉴证，平均每家企业大概10万欧元左右的成本，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大企业可以通过安装检测设备把碳的排放弄清楚，但小企业相对比较难。
像这些标准，包括ISSB都要求你披露范围1、范围2、范围3，范围3头部企业可以做到，但成本也很高，而且也很不准。我们发现90%的企业的90%排放都是范围3的排放，如何把范围3弄清楚，这是个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范围1、范围2怎么披露？也很难。如减排，国际标准肯定有一个非常好的benchmark准则，大企业可以参考国外强度指标往下减。中小企业怎么办？这也是个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的实情。
最后，如何把制度、市场结合起来。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强制性碳市场，这一块有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激励性措施的根本问题在于，只有企业自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才能做得好。政府是个两难（境地），既要减，又不能损害经济发展，特别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更是两难，我们是做了承诺，2060年（实现目标），跟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是差了10年，但我们的工业化历史跟别人差了100年，可想见这种难度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努力才能实现。这里面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转型太快了，国外经常提价值transition的问题，要公正的、让所有人尽可能不受损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挑战非常大。
未来已来，我们没有退路，作为马上迈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的大国，只能高质量发展，只能面向可持续发展，苦上二三代人，为整个世界、为中国作出贡献，没有其他选择。总体而言，气候相关的议题，对于中国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强政策方面的协调，更主要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企业进行主动行为。
最后花几分钟为大家介绍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校友的支持下，我们在2020年专门成立ESG研究院。成立之后，研究院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每年两次理事会来决定重大事项，理事会决定之后研究计划是专家委员会每年开两次。我们下设5个中心，包括标准中心、评价中心、案例中心、教学中心、培训中心、数据中心。成立以来，国内第一套介绍ESG的书是我们出的，ESG理论实践、披露标准和评价，我们每年有ESG年度报告，今年天津市政府主办中国第三届ESG论坛，年底会出关于从中国本土发展的角度来解释ESG如何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第二套书。
另外我们也做评价，做上市公司的评价，还有城市评价，393个城市已经评价三年，现在也开始评价ESG的产品，这很有意思。
人才方面，在2020年开始招收硕士博士，后来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系，现在在筹备可持续发展学院，今年9月份开始招收本科生、MBA学生。另外是论坛，每年都会办。研究也是，我们有重大项目，发表论文，包括学术界，我们专门在中国企业改革研究院有个ESG专委会，还有杂志。
我们研发了1+N+X的标准体系，这在国内是比较早的。1是通用标准，对全人类、全社会相关的议题，是企业应该披露的；N是跟行业相关的；X是气候、生物多样性、中小企业等等单独应该披露的。
在1方面，我们于2022年4月份发布国内《企业ESG披露指南》，后来又发布了企业ESG评价体系，企业ESG报告指南，现在正在做鉴证的指南。
在N方面，我们现在在做约十个行业相关的团标，如农业、旅游、钢铁、智慧能源等，都在进行过程中。
在X方面，我们是个倡导者、志愿者，希望跟社会各界共同来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发展。
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