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对话：畅想2060年
2023年7月14日，由南方周末联合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西北工业大学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责任与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西安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投资有道，碳路可循”为主题，相关领域学者、机构代表、企业高管参会分享，聚焦“双碳”目标下的企业行动进展和优秀实践，探讨低碳前沿理念、创新技术、碳信息披露等议题。南方周末、西工大在现场分别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在当天的论坛上，就“畅想2060年”这一主题，全国百名最美环保志愿者、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荣誉会长刘文化，空气侠创办人、南方周末2022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责任先锋赵亮，南方周末研究员侯明辉，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生郭文卓、戴晗玥等开展了一场开放式对话，共同畅想2060年的美好未来。
以下为开放式对话实录：
主持人邢哲铭：
依靠创新的力量，遥远而美好的2060碳中和目标就可能如期实现。
对于2060在座的各位朋友又有什么畅想呢？有请各位嘉宾上台，和我们一起畅想未来。
我们今天开放式的主题对话是畅想2060，这是37年之后的事情。第一个问题是，大家37年后，就是2060年的时候，大概年龄会有多大？您在那个年龄会是什么状态？您所在的领域，在37年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值得畅想的部分？
刘文化：
当主持人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词叫“灰飞烟灭”。再过37年，我差不多90多了。不过我妈妈今年是100岁，我有一点点长寿基因。但如果我不注重减碳，说不定我就被我所释放的碳淹没了，所以我想2060年的时候，希望在座的90多位的智者，我们还能够在西北工业大学这个地方来分享我们今天所预期的那个未来，希望那一天我们都能相见。
邢哲铭：
您觉得2060年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刘文化：
希望我在100岁的时候，我们协会解散。因为使命已经达成了，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我不希望有更多的环保社会组织的存在，因为组织越多，证明社会的环境问题越复杂，越混乱。我希望我们做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少，这证明2060的春天不是死寂的，而是多彩的，是有鸟语花香的，是有更多的子女子孙在鲜活的星球上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明天，如果我们的机构越来越多，我想2060年可能是比现在还要暖的世界，热得大家很不开心。
希望我们本着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还没有出生的人负责的角度，从今天开始就要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用低碳的方式去构建更加幸福和美好的人生。
邢哲铭：
赵亮，2060年的时候空气侠在中国的大地上，您有什么样的畅想？您2060年多大？
赵亮：
75岁，我应该还是属于步履矫健、精神矍铄，保持一颗少年心的中年人。我觉得到那时75岁还是属于中年人的年龄，但我的状态应该用李白《侠客行》的一句话来形容——“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时我应该可以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现在做的事情也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状态，我想了一个画面：那时我们应该还是有更多的美丽乡村呈现，可以看到太阳能光伏的建筑，不仅在屋顶有光伏，可能建筑都是一体化的建筑，应该不会烧煤、烧柴火，烟熏火燎的岁月应该已经成为过去。我想当时我应该还会坐氢能驱动的绿皮车缓缓驶向诗和远方，我认为届时氢能应该会应用得很多了，但绿皮火车依然需要，我们的节奏可以慢下来，不像现在是高速的节奏，我觉得当时我们的心态会变得更加从容，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应该是我所期待的状态。
对于空气侠来说，我想它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不一定是以组织化的形式存在，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因为“侠”是个富有动感的词、是个行动者，每个心怀正义、心存阳光，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大家在各行各业，依然在做各自的事情，但一旦他们聚起来，这依然还是一股力量，一股推动低碳、可持续的力量。我觉得一个美好的状态是，当时空气侠至少会走出亚洲了，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名气，大家知道除了蝙蝠侠、钢铁侠，应该还有空气侠。
侯明辉：
2060年我70多岁了，回答这个问题感觉很可怕，因为70多岁是一个很大的年龄了，要说那个年龄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觉得也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们经历过身边70岁现在不同的人的状态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有人可能像赵亮说的步履矫健，有人可能已经生活都无法自理。
邢哲铭：
我们往阳光的一面想一想，我们回归到碳中和的赛道上。
侯明辉：
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是永远会有年轻人，所以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
就我们关注的这个领域来说，我有三个方面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畅想。
第一，社会责任这个领域整体的认知，我觉得到2060年可能大家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理性，这也是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时间不是答案，但是时间里面有答案。经过这么长时间，就像CSR刚进到国内来以后，大家有热情，中期我们又经历了冷静，甚至前几年大家说ESG已死或者将死，现在我们又讨论ESG高质量发展。我想，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的讨论、辩论当中，我们对于问题实质的看待会越来越清晰。
第二，社会责任领域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应该会提高。因为现在如果我们把社会责任放在企业管理这个框架下来看，与其他的模块相比，比如人力资源、研发、财务等等，它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块，比较小众或者说它边缘的状态还没有改变。我想2060年可能我们这块人才供给的质量会有所改善，就像刚才柳学信院长也分享了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有了这样的专业，一些研究机构也在做人才的培训和输出，今年几月份圈内有一个比较火的新闻，某企业百万年薪招聘ESG总监，虽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也反映了供求关系的一些变化，我也期待ESG从业者的年薪能早日达到百万。
第三，刚才柳学信院长也谈到标准的问题，现在圈内的很多专家也在聊，ESG领域的中国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越来越看到现在以西方这种价值判断语义表达为主的ESR或者ESG的指南指导、评价体系对中国企业的评价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而且业内也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我觉得2060年有可能在中国标准的建立这块可以取得一些进展。
邢哲铭：
我们两位更为年轻的博士在读生，关于2060，你们俩不管是作为学者还是行业的从业人员有什么畅想呢？之前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第一直觉的反应呢？
郭文卓：
2060年我应该是已经退休了。
但是我目前在研究的是与ESG相关的，我从ESG来分享一下2060年可能跟现在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主流的接受程度，第二方面是它的统一程度，也就是侯明辉老师和柳院长提到的它的统一程度。
先说一下主流的接受程度，现在投资者跟公司逐渐地考虑到ESG的相关因素，但是它不算是完全地融入到主流的决策当中。在37年之后，可能会在投资决策制定，到公司的战略目标，再到公司的风险评估都会深入地考虑到ESG相关的因素，甚至ESG会成为一个基本面，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不是现在它是一个次要的或者是可选的状态。
第二点是统一，我觉得是两个维度，一个是ESG的信息披露标准，有GRI、CDP、SASB等很多的标准；再一个就是ESG的评级标准，评级的指数也有很多，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希望它到2060年会趋于统一，这样有利于去做一个比较。
戴晗玥：
2060年我应该也是和文卓一样60多岁，成为了一名老师。因为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人力资源，我就畅谈一下2060年的低碳人力资源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双碳”政策落实是需要企业付出实际的行动，而企业付出实际行动又需要人才的推进，所以无论是高技能的低碳人才也好还是每个岗位上普通员工也好，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国家低碳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们展望未来就要回望过去，过去企业可能过度地注重经济绩效，近年来，包括以后我们也会越来越关注社会绩效、环境绩效，人力资源也是，以前只是单纯地分析人的动作，想怎么提高生产力，以后也会逐渐引入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低碳人力资源管理、可持续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认同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我们中心发布报告的搜集过程中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了低碳实践，进行了低碳人力资源管理，也就是说招募的时候，他就会招聘和企业价值观相同的一些员工，比如招聘一些绿色价值观、低碳价值观的员工，在培训的时候企业也会进行一些绿色低碳的培训，培养员工的一些低碳能力，给他们灌输这种低碳思想，在绩效考核方面也逐渐地把碳绩效纳入到他的评级，激励员工进行碳中和。所以展望2060，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低碳管理，形成了企业自己的低碳文化，使员工不仅在工作岗位中能够为低碳付诸行动，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会自觉履行，共同推动我国生态目标的实现。
邢哲铭：
接下来我们更加聚焦地针对每一位嘉宾来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提问，首先还是问一下刘会长，您作为环保志愿者协会的荣誉会长，带领了很多的志愿者，包括社会力量来支持环保工作，在这里面，有哪些成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挑战？因为要动员很多力量，包括志愿者的力量，他们很多情况下是不求回报的，要共同地去解决一些环境、环保上面的问题，在这里面有哪些挑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文化：
在2000年的时候我是不太懂环境保护的，是西工大的一个大学生要让我创作100幅环境保护的作品。当时我对环境保护的认知是非常浅薄的。我就觉得我把孩子的画教好就好了，但是我并没有去研究教画画之后它之后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后来，才明白了这个大学生要我们画的是什么，我们就赶快组织人大量地研究教学。
2000年的时候3月份有一个会在北京开，叫国际地球日的启动会议，我一看，这么多人做环境保护，我就大量的赶快看环境保护的书，才明白了环境保护的真正含义，才明白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众本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只在要求权利的过程中忽略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们大量地进行教学改革，形成了我们单位的第一批的环境教育的教材改革，也成为了北大和生态环境部去做全国6个试点地区影像拍摄的点。我们又把朱鹮保护站里的专家请到现场，还请了很多媒体，开始大量的创新。
2002年我就获得了国家的地球奖，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责任，后来又跟朱镕基总理到了南非约翰内斯堡去开了人类的第三次环境会议，我那时候就一下子下定决心，环境保护就应该成为我的终生事业，而不应该是重新选择的一个事业。
成立这个协会，我们一做就是十年，这十年中间我们差不多引进了7000多万的善款为10个地市的很多社区、校园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项目。
第二个，我们引进了现在已经25年的壳牌支持的美境行动，美源于心，境成于行，就是壳牌先进的社会责任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全球500强翘楚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它的那一份浓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它的先进性的探索给了我们很了不起的启示，美境行动不单纯是一个让孩子去参与环境保护的公益项目。它系让孩子自发地去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同时用STEM（工程、数学、技术、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你的区域的环境问题、你家里的环境，或者你周边的环境问题对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你会用什么样的工程、技术、数学知识来解决，把以前做环境保护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的那种过度情感化的环境保护剔除，把自己的观念的转变变成一个可测量的东西。
我们当时把这个项目引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是语文老师，他说“老师，你让我写东西可以，让我搞环境保护，我弄不了”，我说“你一定能行，因为你承担的那个角色很重要，你不做了，这个学校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做，还是想拍脑袋，环境保护口号、唱歌、跳舞，喊到最后环境保护没有落实的方法”。所以2022年我们陕西一个乡村里面、大山里的老师辅导的一个学生的减碳方案获得了一等奖。
北京两个一等奖，上海两个一等奖，第五个一等奖就是我们陕西的，给我们基层的老师提供了超级能量，让他看到希望，就是2060不是有钱人的2060，也不是有权人的2060，是每个人的2060，所以我们把这个项目带入基层，让基层的老师去培养我们2060的接班人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是2060的马路，应该是我们孩子设计出的，是一个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吸收光能、释放动能的一个更加了不起的高速公路，而不是现在用水泥铺成的。
我们在畅想2060的时候，孩子们设计了一个特别大的吸收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的吸碳机，它大量地吸收碳，我说你吸收这个碳，这个碳以后怎么办？他说，吸收了以后可以出去做饭，还可以烤羊肉串，用吸收的二氧化碳制成非常好的能源，变成烤串的热能，就不会释放有烟的物质，更重要的是烤出来的烤串是不会有致癌物质的。
我们今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启动了西安市一个公益项目，叫“蓝天卫士”。我们走进社区，有两个主攻方向，一个是“校园”，因为“121”工程的对象就是我们地球生存的环境；第二个是两个“群体”，我们管住孩子，我们启发他，用先进的教育理念，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他内在的敬畏自然的那一份热情。我觉得环境教育的本质不是用技术去夯实一个一个的壁垒，而应该是用那一份无与伦比的情感，让他跟自然发生的情感，是我作为一个地球儿女、自然之子应该为保护这个鲜活的自然贡献一个人的道德基准和管理我们的行为习惯养成。然后是孩子带动父母，让社区的每个人感受到环境保护不是国家强迫我，不是法治在管制我，而是我应该产生一份高品质的能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一定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更应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者，在法治保证、科技支撑的这样一个道德约束的情况下，让每个人的爱、绿色的爱、鲜活的爱去管理自己，而不是控制自己的生活，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充满了魅力与能量。
邢哲铭：
我们把话筒交给赵亮，因为空气侠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明年就是第10年了，你们和一帮关心空气问题的志愿者集合在一起，积极地参与了汾渭平原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跟很多污染企业可以说是斗智斗勇。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作为一个志愿者的组织，跟当地的环境部门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另外当地的官员怎么看待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否遇到一些挑战？
赵亮：
在相当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始终认为这个“侠”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意味着当我们看到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路过的时候发现一个烟囱在冒烟，类似这种环境问题，我们首先能做到的是举起我们的手机来拍照、记录，通过一些渠道来向相关部门反馈。我们发现身边的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旁观者，不是看见就走开，我们更应该主动地去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行动。
2014年到现在我们更多的调研是在工矿企业周边，包括排放量比较大的地方，甚至是一些山区里面，到现在来说，全国应该有28个省份、超过120个城市都有我们的脚印，那就是足迹。很多问题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但是我们不光是把问题看见，而是尽快地通过一些渠道，比如我们把它梳理成报告给到政府部门去督促、去整改，早期直接打12369，因为这个平台可以快速地记录下我们反映的问题，它是有追踪的。
这些问题反映完之后，我们在想我们的目标不是把问题都给归拢起来。一归拢之后发现很多问题，但是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要把它传播出来。我们在想这里面有些问题是不是可以归类，甚至跟相关部门去沟通，所以从最开始我们发现问题就给环保部门打个电话，执法部门去查一下，最终他们发现这个企业有超标排放，处罚倒还好，有些可能直接把一些企业关掉了，早期我们觉得关掉也许污染源就减少了，没有考虑更多问题。
后来发现几个企业牵动了更多问题，我们的视角不能只盯着环境问题本身，于是我们的方向也调整了。我们和政府部门、相关部门要协同起来，通过一些专家、多种渠道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怎么来缓解，有些问题需要技术的手段，有些需要法治，有些需要公众参与，需要传播，每一种工具总有一款适合这样一个问题的企业，所以后来慢慢变成了从监督者、问题的发现者——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给空气侠的标签，叫“令污染企业闻风丧胆的污染侦探”——早期我们可能是类似这种风格，但是现在我们不希望企业看到空气侠就撒腿跑了，我们是愿意来沟通的，企业只要愿意打开大门，我们是愿意带着我们的志愿者、专家老师一起去跟企业坐下来谈、沟通治理的方案是什么，从过去的监督问题转向帮助企业梳理问题、识别问题，进而链接到一些资源帮助企业改进问题、改善问题。我们现在跟一些企业互动得比较好了，已经变成了有点叫帮扶的感觉，我们其实是助力企业更好地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了，污染降低了，碳排放也削减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道路，所以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把企业关掉。
邢哲铭：
空气侠的生态里面有多少位侠客呢？
赵亮：
空气侠最早是2014年在北京发起，早期在北京，包括在整个大北方应该都有我们调研的痕迹，累积下来，这些城市加起来，活跃的志愿者超过100人，具体数量没有统计，加上跟我们合作的骑行俱乐部的人，加起来超过500人肯定是有了，更活跃的，至少在西安周边有30多位。
邢哲铭：
所以你们应该整理一个志愿者台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保志愿者的资产。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空气侠在过去五年来他们凭借着绿色工厂的共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机等机制积极地参与了汾渭平原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行动，他们累计已经推动了超过600多个环境案例的整改，撬动了大概有15亿人民币的环保治理的投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觉得应该给这些侠客们鼓掌、点赞！
我们把话筒交给侯明辉，您来自南方周末，一直在进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和高质量发展这样议题的研究，我想问您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疫情过程当中，您有没有看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变化，您觉得诱发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哪些呢？
侯明辉：
我这边记录了一组数据，用我们的调研数据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几年观察到的情况，因为我们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是20周年，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具有一定的可观测性。
我们去年的调研有这么几组数据可以说明中国企业近几年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变化，去年的调研显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上榜企业的社会责任平均得分是55.25分，这个得分比上一年度是提高的，提高的原因主要是企业在研发投入、员工责任和治理方面的投入相比以往都加强了，比如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建立了社会责任的组织架构，现在很多企业在建CSR或者ESG委员会，近六成的企业发布了CSR的报告，还有超过三成的企业有CSR方面的规划，我想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变化。
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肯定是各方合力的一个结果，大的方面，这几年尽管疫情对企业有不利的影响，但是这几年，比如这五年，甚至这十年，我们看到国家在政策层面跟社会责任相关议题的法规，比如环境保护、劳动法、慈善法，很多法律法规还是在逐渐地完善。在我们社会责任领域，一些政府部门也在倡导，比如国务院国资委建立社会责任局，央企发挥带头作用，所以从顶层有政府的推动，行业组织，像孙烨老师分享的这样的平台，还有很多协会他们也在做行业的推动，不管是研究行业的评价标准还是信息披露的标准，对行业的社会责任都是有推动作用的。另外，还有重要的第三方组织，像空气侠，还有媒体，在观测、监督这些方面无疑也是发挥了作用，所以我觉得好的变化还是明显的。
邢哲铭：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从CSR现在到了ESG，其中的一个变化有哪些，不变的又是哪些，因为有很多人说这会不会新瓶装旧酒的拿了一个新概念？我刚才想说2060可能又出现了一个超越ESG的概念，可能那个时候ESG又迭代了不知道多少个版本，所以我也想请问一下侯明辉，在这个层面上，您觉得CSR、ESG这个层面上的一些变化是什么？
侯明辉：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理解，但是这里面我首先想说的是从什么到什么，在学术或者在理论学界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比如从CSR到ESG，因为ESG这个概念也很早就出现了，现在一般说的就会追到2004年，全球契约组织那时候的一个倡议，CSR概念出现得更早，至少这十年来，这两个概念都是同时存在的，没有谁替代谁，但是确实一个现象。在公共讨论当中和企业层面，我们确实发现近两年讨论ESG的声音多了，包括论坛、会议、研究、信披的标准等等。
邢哲铭：
甚至有些公司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直接升级成了ESG报告。
侯明辉：
对。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是您提的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误差，首先我们要去区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有区别的东西往往是有联系的。
笼统地来讲，CSR更强调企业的外部贡献，当然也强调内部影响的控制。经典的概念大概是说企业通过透明和道德行为，对自身决策和运营过程中，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负责。首先它要控制自己的影响，但它更多强调外部的贡献，顾名思义我们也能听出来。
ESG更多是强调对风险的控制，它的缘起是从投资的角度，让投资人更综合地去评估一家企业或者标的物的发展前景。我觉得笼统地讲这是首要的两个最大的区别。我们有一位智库专家，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说CSR拯救世界，ESG拯救商业本身，虽然它比较口号，但是能明显概括两者的区别，这是一点。
从两个范围来说我自己认为CSR肯定比ESG的范围要更广。一是从投资的层面，以前国内的投资对ESG的要素或者这个理念是不太重视的，这几年也是随着CSR概念的深入，再反映到投资市场、投资人、投资机构开始对ESG能有比较好的接受。
其次，大家对CSR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难以评估、衡量，有一些模糊的说不清的东西，这个时候ESG就展现出了它的优势，我们现在看到港交所或其他机构给出的指标、评价、体系等等，它的特点是量化的，而且很多指标都可以跟财务直接关联，所以它更方便企业来接受。
邢哲铭：
我们也服务了很多企业，在服务过程中，突然发现，今年怎么不做CSR报告了？然后不仅做了ESG报告，还要把它传播出去。我刚才为什么提到“新瓶旧酒”的感觉，其实报告本身的架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是用了新的框架给它重新框了一遍，但是我有点感觉，因为热点、因为这样一个议题被关注，才被带动着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发现有些企业不管是大还是小，可能在过程中并没有仔细思考做这件事情的战略内核是什么，或者资源禀赋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为这个市场或者环境所影响而不得不去做的一些行为，您刚才的这个回答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刚才我们一直提到3060，“30”是碳达峰，“60”是碳中和。我们也想听几位专家，还有同学、博士生，在整个3060的进程当中，从你们的视角观察到了哪些非常大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有没有可以去给大家提供的解决方案？
刘文化：
刚刚说，我当老师的时候只懂把孩子教好。拿奖拿多了之后，我就会想，“我到底为什么要让他拿奖？”参与了环境保护之后，我懂得了责任和使命。
刚才说到3060的时候，碳达峰、碳中和，我们从中间要找到人的感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工业文明让人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背景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很多人都迷失了自己或者重新创造了自己。
首先不要改变别人，每个人是在塑造自己，你要呈现你自己生命中的那份价值，在减碳过程中你可以做什么，在你的岗位上可以做什么，你先想明白了，这是最重要的。但往往我们知道，人的一生中最难改变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作为一个老师，怎么去改变自己，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
第二，我有大量的时间去做好我的社会工作，我们出台了一套对孩子的、家长非常重要的，即两个“121”行动的具体标准，比方我们以前说环境保护，少一个塑料袋都挺好，怎么样量化。今天的很多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是如何量化，如何把你的情感变成可视的、可量化的、可推广、可评估的、可测量的。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让孩子、让家长去形成绿色家庭的标准，不要让社会上再动用太强大的社会资源。作为家庭，作为地球的子女，作为公民的一员，如何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呈现文明建设，从自己个体建设，不要说大话。
一周下来我的电少用了多少，要评估你的电怎么样来下来的，让孩子做应用题，不要再做奥数题，家庭的绿色建设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是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怎么样把减碳的行动，作为跟他去分享他的应用题。
邢哲铭：
作为课程体系和作业，甚至考核。从宏观回到微观，回到日常生活中，回到社会组织的微观单元中。
刘文化：
我们不叫作业，叫探索与行动。我没有能力像专家能建立决策、执行标准。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应该在孩子的行为养成中，把2060的故事在他现在的行为养成里面探索。比如，你在蚂蚁金服里种树了没有？你跟爸爸妈妈的种树计划是什么？这是虚拟的。
第二是你跟邻居、小伙伴在现实生活中种了几盆花，花的氧的释放量是多少？二氧化碳的吸收量是多少？我们用这些点点滴滴、能影响人行为改变的方式，去影响其价值改变，而不是价值观的形成，不是强迫他。
我相信在未来，在我们国家、政府的强有力推动，学者不断进行的案例研发和企业各种各样的标准形成过程中，我们会培养一批充满了生命力和责任感的生命。相信2060年的时候，现在在我们课桌前，但届时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人类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相信他们对碳的意识，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我也想说我们另外一个获奖。我现在每年都能在环保部的平台上获一等奖甚至特等奖，有一点是老师、校长真的不会，经过跟他不断交流、不断谈心，他们有一个项目在前年也获得了一等奖，是把他们学校给孩子炸完了丸子的食品油，进行废油回收，做成了肥皂，获得了一等奖。
这一个活生生的环境教育、青少年的环境教育案例告诉我们：教育不是成功者或智者的给予，而是把平等意识、三公原则，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递送到孩子身边，让政府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在推动，让每个教育工作者、每个成人，润物细无声地用爱的方式去滋润孩子的过程，把孩子培养成敬畏自然，而不是害怕自然、不敢面对2060年的新生命，让最鲜活的生命去拥抱最有温度的世界。
赵亮：
从我们关注的领域说说。
第一是挑战，现在有个很重大的挑战是很多地方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但从区域来看，比如所在的陕西、内蒙、山西属于能源大省，他们向东部发达地区提供了清洁电力，但把碳排放和污染都留在了当地，这就涉及区域补偿问题，以前有生态补偿，有没有碳补偿的机制？那些东部率先发展起来，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地方，能不能跟中西部形成结对的关系、形成协同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从能源角度来说，传统的都是用煤发电，在能源保供、能源安全方面依然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在短期内可能不可替代，但依然要看到风、光、可再生能源、生物质等很多新兴能源、新兴电力，这些能不能补充进来。在一个区域内，这些之间能不能协同起来，也是一个挑战，多种能源的互补。
另外从交通领域来说，现在低碳出行、低碳交通，这个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但从公共端，刚刚刘老师也提到一点，回归到个体消费者的层面，我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可能是原动力，但短期内看不到太明显的改变，但这是持久的动力、终极的动力。这一块，我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最近我们也在做公众的科普和倡导，从衣食住行到应对气候变化，它跟我们是密切关联起来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低碳、越来越简单，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侯明辉：
关于2060年的挑战。我比较认同学信院长在演讲时说的一句话，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对我们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国家立了“3060”的flag，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到2060年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有37年的时间，将近40年的时间，我们这几年做的工作都才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面只能说六个字：挑战大、困难多，各方面的都有。
但我们既要远处的着眼、也要近处的着手，作为外部观察机构来说，当下有些具体工作是可以做的，也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前面演讲嘉宾提到，关于碳信息的披露，我认为这一点是未来，本身它也是基础的工作。企业的技术、工艺，这些问题企业最了解，外部机构去做观察、监督、比较分析的时候，我们是要依赖企业的透明运营、透明度，在碳信息方面，这个工作是企业当前可以做的，目前来看也的确面临着挑战，因为要披露，前提是如西北工业大学老师所说的要“确碳”，要把这个确定，这本身就存在困难。
虽然存在困难，但仍然可以找到能前进的方法或者阶段，范围2、范围3不好确定，至少可以把范围1确定了；或者范围1今年核查确定没有完全覆盖，那明年能不能把它核查的范围给100%覆盖掉，这是有步骤可循、是可以做的。
信息披露方面，过往的调研也显示，很多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都有相应的举措，去年我们调研有八成企业，但在具体披露碳行动路径的企业数量就很少，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当前立即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项基础且重要的工作。
郭文卓：
我觉得有两个点应该关注一下。第一是双碳目标已经定好了，是需要有监督机制去监督目标的进展状况。第二虽然关注环境，也需要在环境和经济之间找到均衡，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戴晗玥：
从企业比较微观的视角来说，我们的报告显示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国家双碳政策非常重要，但却得分比较低，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是企业现在不敢去做；第二企业敢做了，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做。
“不敢做”是因为低碳确实会导致短期转型的阵痛，比如企业要改变生产流程、淘汰落后高污染机械以及高污染企业还要进行裁员，我认为企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因为各行业都不一样，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也不一样，可以在我国3060目标的情况下，划分出自己的小目标进行动态的调整，不要一下就树立一个很远大的目标。
第二企业敢做了，但现在却不知何如何做。他们可能面临技术卡脖子问题或者缺少低碳专业型人才，我国现在在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教育部也出台一系列碳达峰、碳中和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各个院校也成立碳中和学院，形成“低碳+”的专业培养模式，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的产学研合作，一方面给企业提供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真正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邢哲铭：
简单算了一下，从现在往后看37年，是2060年。但大家算一算，往前倒37年是1986年。从1986年到现在，这37年可谓是我们国家、我们的世界有了巨大的变化。单纯按照这样的时间效率或者变化的速度来看，我们的想象力是限制住了对于2060年的想象。就像刘老师讲的，特别希望未来能够让充满想象力的小朋友把他们的画作拿到西北工业大学的专家、工程师面前，可能最狂野的想象是有技术解决方案的。
特别感谢5位专家学者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我想，遥远而美好的2060不在四十年后，而开始于每一个当下。我们今天的每一次消费选择，每一次减排努力，每一个碳中和承诺，每一次分歧的产生或共识的达成，都是让我们更好实现2060年的未来，都是在构筑通往2060的路。前方是急流险滩还是大道坦途，答案就在在座的各位的手里。
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的论坛。我也借此向大家预告，南方周末第二届ESG发展论坛和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将于2023年的7月27日和28日在广州举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