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果机上的乡村

2018年8月27日，四川雅安，尼泊尔采访团到飞水村考察合作社（视觉中国/图）

二十年，找一条路

东北人刘文奎完全能听懂四川话，得益于他二十多年来多次在四川贫困地区参加项目援助的经历。谈起第一次去四川大凉山，他好像还没从当年的震惊中走出来：“我家也穷，咱们60年代的人，青黄不接时，我也挨饿。但到那儿扶贫，我就觉得怎么会有比我家还穷的地方？”

雨天，牲畜的粪便和泥水混在一起，挡住进屋的去路。进入小黑屋后，由于里外光线差过大，眼睛会暂时失明，直到发现屋里唯一的照明之物——一堆火。火的一边，是用几根木棍搭起来、号称是床的地方，另一边是牲畜的住所。“要是你有能力做扶贫，你难道不想帮帮他们吗？但你怎么帮啊？送点书包、鞋子、衣服？你知道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21世纪初，送温暖、献爱心的物资捐赠是占主流的慈善行为，但自那时起，刘文奎在扶贫工作上有了更大的雄心，“要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村庄面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找出有效方法，他和中国扶贫基金会（2022年6月起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同事们走了十余年弯路。

第一场在刘文奎眼中宣告失败的实验，是耗资1000万元的大凉山扶贫项目。刘文奎2000年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之后四年，他都在为筹集这笔巨款而奔忙。他认为，以往项目的成效甚微，是因为它们对单个村庄的资源投入不足。2004-2007年，基金会用1000万善款在大凉山5个村推进综合性项目援助，然而，结果令刘文奎失望。结项评估表明，停止项目输血后，村庄又走上了老路：单个农户的牛羊品种优化了，却没有扩大再生产；失去务工补贴，农民不再来培训班了；缺少工资来源，负责生态保护的护林员下岗了。刘文奎反思，村庄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因为没发展出自己的产业，他们只把20%的善款投在经济生计性项目上，或许远远不够。

2008年，基金会前往四川绵竹市民乐村开展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帮扶工作，这一次，他们把扶助重点放在产业项目上。“乡村产业要让全村人受益，加入市场要获得竞争力，就必须把钱集中起来，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机制。集中，就是要建立合作社。”第二年，基金会着手帮民乐村组织创办合作社，基金会的捐资折资入股，设为合作社统一资金，民乐村全体村民成为股东。

之后，合作社聘用了外来职业经理人运营产业。第一个项目是食用菌种植。多个生产组的村民以回收土地、断路阻工为筹码，强行要求进厂打工。外来的梁总，不懂怎么拒绝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任由雇佣人数超出生产所需。人多事少，工人怠惰，菌棒出现大面积感染，菌厂停产。合作社对梁总本人极为不满，把他从项目中赶了出去。第二个獭兔养殖项目的结局，也是类似。夏季闷热，獭兔更易染病。懂技术的合伙人长期不在厂内，养兔工只顾上下班打卡，做不到时时照看兔子。结果是，獭兔成片死亡，项目亏损巨大，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