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堇年：时间不多，玩了再说

（受访者提供/图）

一个人待着很容易，与他人长时间共享一片空气就难逃交际。从高中时期便开始出版作品、写到如今三十多岁仍过着类似无业生活的七堇年，面对陌生人的打听，总是感到难为情。去理发店躺着洗头，头顶那端或早或晚传来例行问询：“干嘛的呀？”她有时回答老师，有时说是销售，想到什么说什么，不能说真话，又没有事先编排好的完整回答。对方一旦追问，她便无能为力，任由流水声尴尬地哗哗流过。答不上来就不编了。

记忆里最好笑的一次，来自去玩滑翔伞时遇到的同路人，对方问你干嘛的呀？七堇年用四川话回答，“做出版的。”由于发音相似，对方接着真诚发问，“那现在最好的厨板好多钱一米哦？”

这种遭遇更加让七堇年确信，“出版或者书这种东西就是离正常人很远的事情，更不要说你是个作家，我会觉得跟别人说你在写作太奇怪了。”她秉持着隐秘间谍的态度生活在热闹的成都，上午写作，下午看书，间或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回来接着看电影看书；不下厨，但要向外地朋友提下馆子建议时也说不大上来。她习惯开火烫一份青菜，再从合口味的、有限的几家里来来回回地点一份外卖。

各地徒步（受访者提供/图）

持不持家毫无所谓，“我们真的不管哦。”她更在意几十平空间外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独自去飞滑翔伞，假期和队友一起洞穴探险、攀岩。几年前她加入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新冠疫情期间也把自己扔到了不同的横断山脉。年纪越大，动物性越加强烈地在她心里生发，对自然的向往和原始渴望，成了比情感更牢固的依恋，她笑称自己蜕化成了“兼职人类”。

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七堇年翻译过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寄养》）写过一段话，恰好非常适合拿来形容她。“写作是个奇怪的职业，尤其在我这个年龄。她们在心里计算着我的年龄，竭力回忆我出生时发生了什么，有谁去世了。她们吃不准，但我肯定不再是个小姑娘了。我现在应该干点别的事，应该把自己拴在某个有稳定收入、有辆好车的未婚男人身上。”

写作对七堇年而言，并非从小规划的梦想，不到20岁时的作品《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