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刘汶蓉：年轻人的很多选择无法成为“现实选择”

相关报道详见：《纪录片《巢》：互相折磨的两代人，为什么还要住在一起》

纪录片《巢》把镜头对准了上海一个三口之家，85后男青年毕业多年，与父母蜗居于30平米的老公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汶蓉关注到这个纪录片，她对这样的家庭十分熟悉。2016年是纪录片开始拍摄的年份，她当时正在做代际关系研究的课题，发现了“啃老”家庭这个群体：“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只是现在青年人就业形势更严峻，还有他们的期待不一样了，所以越来越多。最早是2005年还是2006年，上海这边就开始‘啃’了，因为房价开始贵了，老年人感受到支持子女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啃老’这件事情当时有一波讨论。”

刘汶蓉读博时便开始关注、研究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问题。21世纪前十年，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以大量篇幅谈论孝道衰落、养老危机、代际失衡等问题。她当年的博士论文也源于想要验证“孝道衰落”的说法，结果却把她引向另一个方向。2008年，她在分析兰州和上海的调查数据时，发现代际关系反而呈现紧密化趋势，并且越年轻的人越认同孝道观念。

2012年至2019年，她与课题组走访上海、兰州、大连等地，搜集137个家庭个案，在美国搜集11个家庭个案，结合抽样调查资料，最终得出结论：社会转型强化了中国家庭“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代际纽带仍然发挥着安顿个体生命和激励日常生活的共同体功能。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刘汶蓉见过许多受家庭兜底、托举的中国年轻人，而在美国调研时，与当地学者交流，东西方家庭两相对照，令她触动。加之自己拥有了母亲的身份与体验，她的心态有了变化。曾经，她一度反感中国的家庭文化，认为“道德绑架”过重，如今她认为这是种温暖的制度设计，中国城市家庭承担了青年人失业和结婚生子的“兜底”工作。

纪录片《巢》中，85后主人公（左）与年过七旬的父母共同生活。片方供图）

“虽然我们之前的文化理想是自由平等，破除封建主义的孝道和代际父权等等，但是现实中的社会，离开这些，目前没有建立起其他的可以支持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心灵基础，所以（家庭文化）反而变成了一种价值示范。我们要尊重文化的传承，又要改造。这不是说改造就能改造的，需要深刻的思想上的转型，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刘汶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目前，刘汶蓉将研究重心转移至青年婚恋上，正在操作课题“大城市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困境与社会过程研究”。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访谈中，她谈及转型期家庭代际冲突、全职儿女现象、信息社会中的青年困境等话题。以下为其自述：

子女一旦不再结婚生子，很难与父母真正和解

我们70后，往上的时代更加是，在青年时期，我们有非常强烈的离家的动力。为什么呢？父母的管控是非常痛苦的，而我们感受到的爱是非常少的，因为多子女的时候，父母分配给你的时间和精力，包括经济资源，都非常少。这种状态下，孩子不需要评估，几乎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动力，就是必须要在很早的时候读书远离他们，必须挣到钱养活自己，这种动力非常强。还有必须要结婚，因为结了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开那个家庭。

在这种动力下，可以说我们那时都是生存的问题。我们也想要自我实现，从小想过画画啊，唱歌啊，写作啊等等，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把它当作自己埋在心里的一个理想。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要就业，要结婚，要在社会上有一个同辈的支持网络。我们的支持主要是依赖于朋友、同学，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很愿意花时间精力结交这样的关系。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父母给的生存上的压力非常小，他们把很多精力和思想都花在自己的理想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件事情上，就显得非常无力，因为他们的自我实现标准是比较高的。

虽然我觉得这种话说出来年轻人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的经历不一样，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研究也发现，代际之间，因为没有相似的经历，也没有相似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