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5周年—金融建言者

金融建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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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国务院发研中心金研所原所长张承惠：应更好利用监管科技，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保障。如果与商品和要素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四十多年来，局部或者某些行业风险肯定是有的，能够及时处置局部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构成大的冲击，这是中国金融监管取得的重要成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审慎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节奏，对外开放步伐比较稳健。二是在发现风险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有力，能够及时且有力地处置和化解风险。 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监管制度确立，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明确之后，应该更好地利用科技提升监管效率。利用现代监管科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更好地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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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央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数字化金融不会改变金融功能属性和风险属性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究其根本，基于两点：一是坚持党对金融事业改革发展的领导；二是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市场运行机制。 2016年以来，国家在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专项整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 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科技驱动更加突出。二是需求引领更加普遍。三是行业融合更加紧密。四是风险治理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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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秘书长林建海：中国在IMF的“份额”大幅提升只是时间问题

  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也使得该篮子更加多元化，更具代表性，从而有助于提高SDR的稳定性和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 我国在IMF的份额占比远低于美国，更低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18%左右的比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IMF的份额占比一定会大幅提高，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人数还相对较少，高级别的官员人数更少。因此，要加大力度拓宽、完善国际公务员人才的培养，完善相关国际组织管理法规，为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分部并实现良好运作发展提供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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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祝宪：中国发展历程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药方”

  “鲁布革冲击”在中国开全球招投标先河，以价格、效率和质量为核心考核。我们不仅仅获得了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变革。 世界银行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议是基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调查，以及与国内官员和学者的交流，对比国际经验后再反馈给中国。因此，总体上有不少好建议被接受并成为现实。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在世界银行影响力逐渐扩大。世界银行开始推广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十分重要的借鉴。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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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互联互通是香港资本市场成功的基石

  以央国企海外上市促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而且这个目的或者整体益处是多边的。 香港在很长时间作为一种国际市场，应该是帮助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帮助国际市场更多融入内地。 怎么利用香港极其独特的地位呢？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找到在最小成本里边达到最大幅度的互联互通。 国际化、拥抱新经济、实现互联互通，直到今天还是香港市场成功的基石，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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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 “巩固银行改革成果，需要一张干净的资产负债表”

  在金融业，我们仍然没有骄傲的资本，我们要有如履薄冰的态度。在金融战场上，打败自己的永远不是竞争对手。 今天中国金融业，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支强大的金融企业家队伍，需要他们充分发挥领导力，引领中国金融企业从简单地外延做大，转向高质量地内涵做强。 国有商业银行的成绩单必须以“长期主义”为基础，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更加需要执行严格的风险纪律，特别是严格的信贷纪律。银行家需要更执著地坚持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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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经济学家吴晓求：“要把A股市场从融资市场转变为投资市场”

  为什么我们的指数没有成长？很重要一个原因，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漏洞，特别是第一个漏洞即减持规则对成长带来了巨大的抑制作用。 要把中国资本市场从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定位于融资的市场，转变成为投资者的财富管理平台和投资的市场。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正在堵漏洞，虽然有限，但正在向这方面靠近。 我一直坚信，只要把过去45年改革开放中被证明是成功的经验坚持下去，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就能继续保持良好趋势，中国资本市场也就有了成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