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头狱霸之治】牢中生死录

■编者按：南方周末的这组系列报道，欲通过还原牢头狱霸真实的生存土壤，来寻找治理之策。

牢头狱霸的社会之痛绵延古今中外，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又纠结产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对此，最高检的官员也坦承“牢头狱霸长期存在”，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打击。

我们宁愿相信，近段时间屡被曝光的看守所死人事件，并非是因为看守所的管理变糟了，而是因为媒体更为开放了，才使这多年的痼疾得以见于天下，并刺激舆论从沉痛中寻找制度出路。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是，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我是当兵的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郑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过3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看守所从“新收”（黑话，指新进看守所的人）混到了号长（即俗称的牢头），几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作了口述。

号里，一个丛林法则的小社会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点多，我被警察带进了看守所。警察检查完身体，按规定搜走了我的腰带、皮带后，我拎着裤子、光着脚进了“仓”。福州将监舍称作“仓库”，嫌疑人出监、入监称作“进仓”、“出仓”。

大铁门里面，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个人，大家忙着做灯花、编织、穿珠子，后来我知道这是看守所规定的劳动任务。房间有六七米高，只有一个窗户，几乎不见阳光。

我的到来让大家很兴奋。“脱衣服，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号长。屋里有个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过关”。凉水浇了二三十桶，3月份还很冷，我全身都冻硬了。还有二十多个人围着我，盯着我看，我脱光了站在那里，恐惧到了极点……

后来我知道“浇头”还算好的，我们这里是干部号，关着公务员、外籍人员、老人以及一些托人关照过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