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感受千年文脉

成都杜甫草堂。（视觉中国 / 图）

公元759年的寒冬腊月，从甘肃一路辗转流亡到成都的杜甫，第一次与这座“天府之国”相遇了。他惊讶地发现，蜀地竟如此繁华——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成都，用一个郁郁葱葱的冬天和一派繁华气象，温和接纳了这位颠沛流离、栖栖遑遑、对时局绝望的诗人。

很快，杜甫被成都改变了。

曾经“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悲怆苍凉，被“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的闲适柔婉所取代，曾经“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困顿窘迫，逐渐变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的温馨生活。

气候温润、物产丰富而又偏安西南一隅的成都平原，将诗人的沉郁顿挫，舒展为浪漫闲雅，也将诗人的跌宕人生暂时抚平。

从此，成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得到了文人们的集体注视，这座城市也逐渐成为历代文人的宠儿。

放眼如今，年轻人来到成都，同样因为这里给得起生活，容得下他们的梦想，也让生活少了些疲惫，多了些自在与闲适。

亘古至今，时移世易，从山水迢迢举家搬迁的杜甫，到五湖四海汇集于此的青年，这场跨越千年的隔空对望，得益于成都千年文脉的经久不衰，也呈现了意境成都不曾改变过的生活美学和气质风华。

自古文人皆入蜀

成都改变了杜甫，杜甫也改变了成都。正是从杜甫开始，乱世中的文人墨客开始将目光转向成都平原，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风潮。

作家阿来曾说过，成都从秦汉时代起就是一座名城，但是直到杜甫来到成都前，成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并未得到文人们的注视和描写。

在杜甫之前，古人少有描摹成都的作品。即便提起，也更多的是对其繁华大都市的描绘，如汉代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中所描写的——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说成都十八个城门，四百多条街巷，两江绕城，九桥跨江。何等热闹气派。

而杜甫在成都所作的两百多首诗，让人们开始看到成都文雅诗意的一面，市井气的成都自此开始与文人墨客产生更多的文化勾连。

无怪乎杜甫如此偏爱成都。时局动荡混乱，命途艰难多舛，眼前的“国泰民安”无疑是最大的奢侈。在兵戈扰攘、治乱存亡之际，成都成为杜甫桃花源般的避风港。

像是来到了一见如故的灵魂故乡，忧国忧民的诗人不再总是愁容满面，甚至跟门外的鸬鹚眉来眼去，还和人家约定说你以后每天要来看我100回。

所有细碎平实的生活细节、自然风物、邻里乡亲，都被杜甫写进诗里。他写春雨，写秋风，写白鹭与沙鸥，写门口的浣花溪和西岭的千秋雪，写邻居田翁、黄四娘和锦里先生。

被成都的温润气候、秀丽风光、豁达人情所庇护、滋养的杜甫，逐渐抛去暮气沉沉，变得浪漫鲜活，留下了众多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活情绪的绝世名篇，迎来了诗兴井喷的创作巅峰期。

成都与杜甫的确互相成就。

杜甫第一次前往成都的那年是乾元二年，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草堂秋季晴天的午后风光。（视觉中国 / 图）

此后，文人入蜀浪潮渐成气候，三百余年间，伟大的诗人们几乎都曾与四川缘牵一线，岑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韦庄、黄庭坚、陆游等文坛大家先后“细雨骑驴入剑门”。

他们或宦游，或避世，或流贬，或奉使，又都“一入蜀中创作宽”，诗歌创作总能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蜀地，瑰丽奇妙的巴山蜀水，让入蜀诗人们眼界大开，灵感不绝。

成都，不再只是司马相如、扬雄、苏轼等文坛领袖的故乡，也成为李白、杜甫、温庭筠、柳永、陆游等诗词大家的精神栖息地。

为什么是成都？这不仅是巴蜀文学史上的疑问，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及地理区位现象。

成都建城两千三百余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为中国大都市之独有。在成都平原的历史上，尽管也多次遭遇过战争的浩劫，但这片土地总能顽强地涅槃重生。某种意义上，成都自有的土壤和生活逻辑孕育出独有的城市生态，丰富了从古代到现代城市书写的文学谱系。

当我们回望这座城市的史诗，最绕不开的，就是在诗歌、文字、影像和书卷资料当中，勾勒出的关于成都文化生活的日常轮廓，大家们以脚步、以笔墨丈量成都，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增添了一份厚重和诗意。

诗人吉狄马加认为成都是一座“诗歌和光明涌现的城池”。他说，“当我们把一座城市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便在瞬间成为一种精神和感性的集合体，当我们从诗歌的维度去观照成都时，这座古老的城市便像梦一样浮动起来。”

离开成都，难忘成都

杜甫所在的浣花溪，家门口的江水就是今天的锦江。江水流淌了千年，无声串联起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文脉道不尽的，是成都几经战乱后依然从容淡定的城市气质和鲜活独特的文化景观。

成都安顺廊桥。（视觉中国 / 图）

1923年，锦江的安顺廊桥码头，19岁的成都青年李尧棠在这里登船，顺锦江南下前往上海。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巴金。

如过夔门、穿巫峡的杜甫，彼时上海的十里洋场成为巴金眼前的新图景，他就此开启了长达八十余年的沪上生活。

然而，在这位文学大师接下来一生的创作生涯中，笔下故事的背景却几乎都指向成都。

由于深处内陆，成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较少，因而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中国大众文化和鲜活的城市景观。

19世纪末的一位法国人说，他十分吃惊地看到成都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

20世纪初，日本人山川早水同样在其旅行记《巴蜀》中赞道：“东大街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

研究成都多年的历史学家王笛认为，正是无数的街头小贩与固定的商店将街道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商业空间，有了他们，城市才有了活跃的街头文化。

这种街头文化所蕴含的城市意象，成为巴金一生创作的源泉。他五部最优秀的长篇，还有许多短篇、中篇、散文描写的都是当年的成都生活，大上海那些摩天楼、西餐厅、咖啡馆，在他作品中的痕迹反而屈指可数。

其中《家》《春》《秋》《憩园》基本上都取材于他从小长大的成都李家公馆，小说中诸如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兄弟姐妹求学，公园聚会，都有成都生活的映照，“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食物背后的烟火气，茶馆里热气腾腾的日常，同样构筑了巴金对成都和城市生活最初的记忆。

甜水面。（视觉中国 / 图）

巴金的老师吴先忧在回忆录中写道，巴金喜欢吃成都北门上挑着担担卖的甜水面和素面，那面就在担担前两尺不到的木板上现做。巴金的侄子也知道他最爱吃夫妻肺片、二姐兔丁等成都特色凉拌菜，所以每次家人去上海看望巴金时，总会想办法给他打包一些带过去。在巴金的《家》里，连周老太太送给高氏家族子弟的成都零食甜点“米花糖”都被提及了至少两次。

整个1950年代后期，巴金每隔一年就回成都一次，在这里写小说、听川戏、吃川菜、访旧友、逛名胜、寻故居。直到正通顺街的老宅永远消失，变成军区战旗歌舞团宿舍，他再也没有机会重温旧梦了。

不过后来，成都在百花潭公园内建起一所“慧园”，按照巴金《家》中对高公馆的描述，几近复原了巴金的“家”。或许是命运使然，“慧园”与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相近，似乎冥冥中注定，古代与现代成都的文脉流传，在现实中再一次得以联结。

人到暮年，巴金依然思念成都，他写道：“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1987年，耄耋之年的巴金终于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成都，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返乡”。这次，他在老宅旧址的双眼井口前久久驻足。因为那“硕果仅存”的井口寄托着他心底沉郁而温馨的成都情结——尽管他曾义无反顾地从这里出走。

蓉“漂”：西行入蜀的不再只是文人

翻译家罗念生曾以人喻城：“芙蓉城像一个文人，说不尽的温文，数不完的雅趣。”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众多的蓉漂作家和诗人依然不可避免地被成都吸引，并作出和当年的文人墨客们一样的选择。

成都诗人翟永明说，成都1980年代曾是诗歌重镇，是诗歌流派最多的文化据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诗人吉狄马加也表示，现在中国诗坛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几乎都在成都居住生活过。

 “一个城市，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城市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前景，然后征服我们的是底蕴，最后留下我们的是温度。”作家六神磊磊定居成都的理由，或许也是文人西行入蜀的风尚能够跨越千年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今的成都，吸引的早已不止是文人墨客。

艺术家来这里寻求灵感，亚文化爱好者来这里感受包容，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渴望找回生活。

成都，一直是一座“有生活”的城市。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座城里每天有12万人上茶馆，而当时其总人口不过45万。彼时在成都，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那是一坐就三四个钟头。

成都铁像寺水街露天茶馆。（视觉中国 / 图）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一首打油诗可见成都生活的闲逸，“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

如今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成都“一市居民半茶客”的悠闲盛景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茶馆这一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依然随时欢迎着来客。

人们也尽可以偶尔逃离繁忙的日常，去街角感受公共生活的生动情趣，寻回一丝难得的安逸与平和，用观察、想象或者交流，去对抗人类学家项飙口中“附近”的消失，回味那“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力苦，劳心苦，苦中作乐，再倒二两酒来”的历史余音。

除了忙里偷闲去街边随处可见的茶馆里喝杯茶，多次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的成都，给了人们一万种实现幸福的生活方式。或是在习习晚风中钻进小酒馆，水瓶座的人能在这里变成“酒瓶座”；或是在弥漫着火锅香味的街上闲逛，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顿；抑或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推开窗去偶遇一座雪山。

这可能是最接近扬·盖尔心目当中“人性化的城市”的样子。

在这位丹麦最重要的建筑规划师看来，需要建立一种people-friendly的城市，即“可居住的、健康、安全、可持续的”城市，他认为，“判断城市质量高低的方法不是观察有多少人在步行，而是调查他们是否把时间花费在了城市中，比如停留、观望或坐下来享受城市、风景和纷繁的人群。”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城市的气质。它不断更新，却始终一脉相承。比如成都，既保留了闲适、舒展和包容，又在保持生长、创新与突破，并且坚持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面貌，迎接无数“蓉漂”在此落地生根。

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城市之眼。（视觉中国 / 图）

数千年前的宝墩文化和金沙文化，烛见了古蜀文明的源头；2001年成都出土的古蜀“太阳神鸟”金饰，折射了古蜀先民对光明与生命强烈的热爱、坚毅的向往与永恒的追逐。

如今，一代代新老成都人继续奔跑在追逐光明与希望的路上，熙来攘往，如同奔腾往复的锦江水，绵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