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会】秦晖 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的努力可能还有点用

秦晖1981年作为『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主要研究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后转向经济史。1992年起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建立了农民学。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法》、《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编委。

我既不相信全人类有什么普遍进步的规律，也不相信由于某种文化的优根性或者劣根性它就必然会兴盛或者没落。历史的走向有机遇的因素，更多还是靠努力，所以 我们的努力可能还有一点用。

秦晖　图/赵卫民/杨子

今天我已年过半百，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没有想到的，很多事情不可预测。我一出生差点就是个瞎子，双眼都是先天性青光眼，发现的时 候右眼已经失明了，左眼也严重视神经萎缩。如果不是手术很成功，我也许就会活在黑暗之中。

我在农村呆了九年半，当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理想，的确是没有办法 出来。也不是因为有谁迫害你，大家都很体谅我，每次招工都把我推上去，但回回都被体检刷了下来。那时候上到县里也是要有点关系的，我是两次上去了又被打回 来。1977年高考时我是全县文科第一名，但因为眼睛，再加上报的学校有点好高骛远，没有上成。严格说来我在学校里呆的时间是很短的，1966年一进中学 就碰到了"文革"。我是广西人，广西是"文革"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时间持续最久，而是指武斗程度最残酷。当时我们那一片叫做"解放区"，"沦陷"时 的情景就跟电影里斯大林格勒被炮轰成一片废墟差不多，连路都看不见。三年之后，我就下乡了，那时我才15岁多不到16岁。所谓的初中，就是参加了一场"战 争"。

1978年我去读研究生。我这一代，"文革"后的第一代，很多人都是没有上过大学本科的。研究生的三年是我读书的黄金时期，在农村的时候看书没有什 么针对性，因为不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会当作饭碗，没有有意识地看某个专业的书，乱七八糟就看得非常多。我记得将下乡的时候我跑去广西第二图书馆，当时还没开 放，但是有很多熟人，于是就抄出来许多我自认为下乡可能会有用的书，比如说《中国土农药志》、《水稻产区半机械化收割》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大跃进时 代编的，因为那个时候出的书多。当时我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认认真真抄了很多卡片，真正下到农村才发现荒诞。比如说，辣椒可以做土农药，一亩地如果把二十 斤辣椒碾碎，制成溶液装进喷雾剂里喷可以防治蚜虫。一亩地二十斤辣椒啊！而且退一万步说，那个时候六六粉才几分钱一斤，谁会去做这种傻事呢？这么看来，我 在农村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1978年，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学术圈子。我一直是研究农民的，前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挺顺利，1992年就被破格提 升为教授，在我这个年龄中可能是最年轻的。

其实不只我个人的命运，放大了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很大的不可预料性。我是搞史学出身的，现在任 何的历史决定论我都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也不相信。我既不相信全人类有什么普遍进步的规律，也不相信由于某种文化的优根性或者劣根性它就必然会兴盛或者没 落。但是我觉得人类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选择还是有价值判断的。虽然价值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价值应该有底线，从这个底线我们就能够判断事情还是有好 和坏之分。但是历史绝不是命中注定将从坏走向好的，很有可能就从好走向坏，当然也有可能是循环的。这当中当然一个要靠机遇，有相当的宿命论色彩，但更多的 还是靠努力。如果我们相信有什么普遍规律，以后肯定会比现在好，那何必要努力呢？我们睡一觉睡到二十年后，一个美丽新世界就到来了；如果以后肯定是没有指 望的，那么我们努力又有什么用呢？正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的努力可能还有一点用。

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理论上说主要表现是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这种一直是中国的经济的严重问题，金融海啸只是增强了原有趋势。

美国人民是超前消费，向全世界透支。这体现了美国人的恶习，一个国家消费了半个地球的资源。这种恶习当然讨厌，但美国拥有世界货币霸权，可以用印钞票的办法向全世界借钱消费。从人之常情上讲，试问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消费欲？
我一直是主张民主的，但民主制度的确有它的矛盾。我以前用过一个词叫做"尺蠖效应"：在民主条件下左、右两派都要讨好的是老百姓：当左派上台，要扩张福 利，但是很难减少自由；当右派上台，要扩张自由，但是很难减少福利。左派说，我们要搞福利社会，给全国人民提供社会保障。右派怎么去竞争呢？那我就讲"业 主社会"，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业主，这是里根乃至布什时期都叫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业主社会的主要含义当然不是让富人变成业主，主要针对的是穷人。这就是所 谓次贷的由来，次贷的意义就是让最穷的人能买得起房子。但是既要高福利，又要使全民成为业主；既要政府的权力小，又要责任大；既要减税，又要高福利，怎么 可能持续呢？到了一定时期，肯定是要出问题。

那么，谁肯借给它？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国，就是我们，尺蠖效应与美国是相反的，导致这个国家的自由和福利都不足。福利不足，我们不敢消费；自由不足，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消费。最近中国消费比例越来越低，过剩危机越来越重。美国来救我们吗？它只是跟我们打一张借条而已。一旦经济崩溃，它就不还了。

有美国人说，中美两国是一个最大储蓄国语最大消费国的利益共同体。以前中美双方都觉得自己得利了，现在它们都说自己吃亏了。从机制的角度讲，这两种尺蠖效 应只要有一种不存在，就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张五常先生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全世界、全人类最好的，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福利国家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 家学中国这个福利和自由都不太高的国家。在中美的互相学习中，美国是否会建立一套像中国一样的铁腕制度，或者中国有可能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如果美国不再像民主制度下的尺蠖效应那样拼命地向中国借钱，中国的投资过度就难以为继；中国不再借钱给美国了，那么美国这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 草"的制度也不能维持。悲观地讲，若这两种尺蠖效应都不改变，"最穷的中国人补贴最富的美国人"的畸形局面也就很难改变。（整理：邓丽虹、陈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