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 | 琐忆程千帆先生及其《闲堂书简》

《闲堂书简》内容丰富,举凡治学教学、时事政治、友朋往来、家庭生活等等无不涉及。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多深蕴着的情感,有夫妻之情、父女之情、祖孙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等等,他在信中表达对亡妻的怀念、对女儿和外孙女的慈爱、对老师的感恩、对学生的关怀、对友人的思念等等,充分反映出千帆先生是一个长于情、深于情的性情中人。

责任编辑:刘小磊

程千帆先生与学生座谈。资料图。

程千帆先生去世已有二十三年了,他的著作一直在刊行。转眼间,又到了千帆先生110周年诞辰的日子,凤凰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程千帆全集》以为纪念,其中《闲堂日记》是首次刊行,《闲堂书简》是再次增订本。千帆先生和夫人沈祖棻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家,早在四十多年前我读大学时就读过他俩的不少著作;他俩的不少著作又多是由我后来长期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次,读到《闲堂日记》和《闲堂书简》再次增订本这两本新书,不由地回忆起千帆先生与我社的交往,以及《闲堂书简》的编辑出版往事。

一、与程千帆先生的交往

最早读到的程千帆先生的著作,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的他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当时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程先生的这部著作,仅五六万字的篇幅,要言不烦,对唐代科举考试时伴随的行卷这一现象作了全面的考察,包括行卷之风的由来、内容、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等,均有所论述,对文学史界长期讨论的唐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1981年下半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第一学期,给我们讲唐代文学史的陈允吉老师就在课堂上介绍过这本书。此后,读到了千帆先生越来越多的论文和著作,印象较深的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和1982年发表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的论文《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等。

最早见到程千帆先生,是在1983年11月30日。那天下午,程先生来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他此次是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第一届全国词学讨论会的,会议于那天上午闭幕。我那时已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知程先生来讲课,就赶去听讲。程先生讲的主要是治学方法。讲座是由王运熙先生主持的,记得王先生在讲座结束前问程先生近来发表的那些精彩的论文是如何选题的,程先生回答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他强调把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观点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程千帆先生在我社的书稿主要是我所在的第二编辑室承担编辑出版的,室主任陈邦炎、老编辑邓韶玉等都与程先生熟悉,我经常听他们谈程先生与南京大学的事。1991年5月25日,我赴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又一次见到程先生,时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程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1993年1月,我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组建的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原来与程先生联系较多的陈邦炎、邓韶玉先生都已退休,原第二编辑室主任王镇远于1992年6月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在新西兰定居,原来第二编辑室承担的一些研究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就由我负责。程先生的日记对书信来往记得很详细,《闲堂日记》1993年2月开始记载他与我的书信来往。2月19日日记记载:“复上古高克勤,寄书签(《神女之探寻》)。”《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是程先生弟子莫砺锋编的,选译了英美等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十余篇。该书由程先生题签,我担任责任编辑。1993年12月12日,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给我来信,信中说:“送上备重印的《两宋文学史》校本一册,请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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