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一周
和谐就是要给社会底层以机会
◆“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经济观察报》７月２日，作者：孙立平
黑砖窑事件中，作为承包者的衡庭汉本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但他却把加害之手施加于农民工。这个穷人残害穷人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底层堕落的事实。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缺陷。事实上，底层的堕落是整个社会堕落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衡庭汉，为什么会有车祸的受害者诬陷那些给他们施以援手的好心人，正是因为经济枷锁捆住了道德底线。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以尊严作为支撑的。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堕落就会悄悄开始。因为没有了尊严，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然而，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底层堕落更应被视为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绕不过去的槛。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不可避免。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点评者说】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谁迫使底层沦陷。近年来，“仇富”、“仇官”现象逐渐泛滥，这样一些社会病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公共政策应穷究的是从病因上治理，而不是只看病果。苍白无力的教条言说对民间情绪只能起反作用。孙立平先生的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沦陷的无奈，字字当哭。毕竟没有谁一开始就愿意沦陷，在沦陷的可能和成功的曙光面前，选择是毫无疑虑的。而当这一缕曙光都被遮蔽的时候，沦陷与仇恨就会自然而然地孳生蔓延。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越发需要来自底层的声音，包括底层发声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些自诩的代言人。
“挨饿”岂是炫耀的资本
◆“‘挨饿’与‘知道人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７月９日 ，作者：谭汝为
前外交高官自己说，和外国人辩论人权话题，他曾反问对方：“我挨过饿，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过饿吗？”在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看来，知道或不知道人权，与挨没挨过饿无关。国外的政治家、外交家可能没有挨过饿（减肥和非洲灾区除外），但他们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人权。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挨过饿的很多同胞，恐怕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人权。人权是普世概念，不分国界、种族、贫贱。面临国际人权争论，作为泱泱大国之外交高官，应高屋建瓴，儒雅端庄。在与各国同行友好切磋时，应堂堂正正地申明观点；遇到分歧时，应求同存异，见贤思齐；而不要拿“挨过饿没有”来说事！“挨饿”岂是炫耀的资本？“挨饿”也永远不能成为步入人权论坛的资格证。人民挨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点评者说】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但要让现代人权意识成为我们一些官员的自觉的执政意识，还有一段路要走。对官员进行再教育已是当务之急。而对官员的再教育，主要就应该是现代人权意识的再教育，普世价值理念的再教育。不从这样的角度提升官员自身的现代素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现代执政宗旨也就很难落到实处。谭汝为教授的评论正说中了这个要害。
“愚弄群众”是谁的罪过？
◆凯迪网，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０日，作者：王龙
中国文联副主席覃志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选秀节目出于经济利益或者为了某些人的个人追求而一味地炒作，“那就是愚弄群众、对社会不负责任”。时下少数舆论机构贪财失节，沦为流俗传播工具的固然不在少数，但一味指责选秀愚弄群众似乎有点荒唐。与选秀节目的火爆相对应，为什么那么多对社会“负责任”的节目人们都不感兴趣呢？还不是因为许多媒体只歌功颂德不关注民生吗？连山西黑砖窑那样的事件都能读出“领导冒着炎炎烈日，不辞劳苦前去视察”，这样的报道又岂止是愚弄群众。这样的现象长期存在并屡见不鲜，造成了人们的抵触心理日益严重。其实，“群众”未必不明白什么是愚弄，但宁愿看百无聊赖的选秀，都不愿去看所谓的主流节目，说明了有的主流节目还不如选秀可信。换句话说，倘若其他艺术形式能让人活得明明白白快快乐乐，谁又心甘情愿去受选秀节目愚弄？
【点评者说】王龙先生的批评固然是一针见血，但他还是过高估计了批评对象的道德义愤。在市场经济时代，受众之于媒体，犹如肥水之于阡陌。对选秀节目的抨击，表面上看起来大义凛然，背后其实往往有利益驱动。那就是选秀节目分流了过多的观众，也就必然要分流大把大把的广告，大把大把的利益。肥水流了外人田，焉能不急？主流舆论机构追逐自身利益是人之常情，是需要尊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把观众争回来，从而把利益争回来，那就让你的节目更平易，更人性，那就多说人话。只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权力话语来打压竞争对手，而很少自我改进，在受众主权时代，这必然要归于徒劳。
是不敢查还是不可查？
◆“郑筱萸案还该查些什么”，《南方都市报》７月１０日，作者：林达
“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将来的历史上一定会记载郑筱萸的名言 。只杀一个郑筱萸，已经不能让反腐力度取信于民了。其原因就在于，郑筱萸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国家机器怎么会在反贪反渎职功能方面失效的，又为何没有全面调查，没有向民众公开。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制度上的问题并没有触动。制度上的问题是根，从基层医药业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管理官员位子上的郑筱萸沦为罪犯，只不过是一个果子。摘下了这个果子，我们却连根在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
【点评者说】与案发之后的调查报道相比，７月１０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并没有引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也并没有像某些媒体所报道的大快人心。林达先生说要通过郑筱萸这个果，去挖这个根，确实点到了案件的死穴，揪出了症结。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这个根呢？在郑筱萸这一长串贪污渎职的链条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事情。古谚有云：顺藤摸瓜。顺藤摸瓜，操作路径其实很清楚，看来并不难，难就难在，我们有勇气去“摸”吗？
◆“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经济观察报》７月２日，作者：孙立平
黑砖窑事件中，作为承包者的衡庭汉本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但他却把加害之手施加于农民工。这个穷人残害穷人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底层堕落的事实。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缺陷。事实上，底层的堕落是整个社会堕落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衡庭汉，为什么会有车祸的受害者诬陷那些给他们施以援手的好心人，正是因为经济枷锁捆住了道德底线。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以尊严作为支撑的。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堕落就会悄悄开始。因为没有了尊严，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然而，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底层堕落更应被视为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绕不过去的槛。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不可避免。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点评者说】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谁迫使底层沦陷。近年来，“仇富”、“仇官”现象逐渐泛滥，这样一些社会病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公共政策应穷究的是从病因上治理，而不是只看病果。苍白无力的教条言说对民间情绪只能起反作用。孙立平先生的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沦陷的无奈，字字当哭。毕竟没有谁一开始就愿意沦陷，在沦陷的可能和成功的曙光面前，选择是毫无疑虑的。而当这一缕曙光都被遮蔽的时候，沦陷与仇恨就会自然而然地孳生蔓延。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越发需要来自底层的声音，包括底层发声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些自诩的代言人。
“挨饿”岂是炫耀的资本
◆“‘挨饿’与‘知道人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７月９日 ，作者：谭汝为
前外交高官自己说，和外国人辩论人权话题，他曾反问对方：“我挨过饿，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过饿吗？”在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看来，知道或不知道人权，与挨没挨过饿无关。国外的政治家、外交家可能没有挨过饿（减肥和非洲灾区除外），但他们不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人权。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挨过饿的很多同胞，恐怕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人权。人权是普世概念，不分国界、种族、贫贱。面临国际人权争论，作为泱泱大国之外交高官，应高屋建瓴，儒雅端庄。在与各国同行友好切磋时，应堂堂正正地申明观点；遇到分歧时，应求同存异，见贤思齐；而不要拿“挨过饿没有”来说事！“挨饿”岂是炫耀的资本？“挨饿”也永远不能成为步入人权论坛的资格证。人民挨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点评者说】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但要让现代人权意识成为我们一些官员的自觉的执政意识，还有一段路要走。对官员进行再教育已是当务之急。而对官员的再教育，主要就应该是现代人权意识的再教育，普世价值理念的再教育。不从这样的角度提升官员自身的现代素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现代执政宗旨也就很难落到实处。谭汝为教授的评论正说中了这个要害。
“愚弄群众”是谁的罪过？
◆凯迪网，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０日，作者：王龙
中国文联副主席覃志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选秀节目出于经济利益或者为了某些人的个人追求而一味地炒作，“那就是愚弄群众、对社会不负责任”。时下少数舆论机构贪财失节，沦为流俗传播工具的固然不在少数，但一味指责选秀愚弄群众似乎有点荒唐。与选秀节目的火爆相对应，为什么那么多对社会“负责任”的节目人们都不感兴趣呢？还不是因为许多媒体只歌功颂德不关注民生吗？连山西黑砖窑那样的事件都能读出“领导冒着炎炎烈日，不辞劳苦前去视察”，这样的报道又岂止是愚弄群众。这样的现象长期存在并屡见不鲜，造成了人们的抵触心理日益严重。其实，“群众”未必不明白什么是愚弄，但宁愿看百无聊赖的选秀，都不愿去看所谓的主流节目，说明了有的主流节目还不如选秀可信。换句话说，倘若其他艺术形式能让人活得明明白白快快乐乐，谁又心甘情愿去受选秀节目愚弄？
【点评者说】王龙先生的批评固然是一针见血，但他还是过高估计了批评对象的道德义愤。在市场经济时代，受众之于媒体，犹如肥水之于阡陌。对选秀节目的抨击，表面上看起来大义凛然，背后其实往往有利益驱动。那就是选秀节目分流了过多的观众，也就必然要分流大把大把的广告，大把大把的利益。肥水流了外人田，焉能不急？主流舆论机构追逐自身利益是人之常情，是需要尊重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把观众争回来，从而把利益争回来，那就让你的节目更平易，更人性，那就多说人话。只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权力话语来打压竞争对手，而很少自我改进，在受众主权时代，这必然要归于徒劳。
是不敢查还是不可查？
◆“郑筱萸案还该查些什么”，《南方都市报》７月１０日，作者：林达
“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将来的历史上一定会记载郑筱萸的名言 。只杀一个郑筱萸，已经不能让反腐力度取信于民了。其原因就在于，郑筱萸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国家机器怎么会在反贪反渎职功能方面失效的，又为何没有全面调查，没有向民众公开。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制度上的问题并没有触动。制度上的问题是根，从基层医药业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管理官员位子上的郑筱萸沦为罪犯，只不过是一个果子。摘下了这个果子，我们却连根在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
【点评者说】与案发之后的调查报道相比，７月１０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并没有引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也并没有像某些媒体所报道的大快人心。林达先生说要通过郑筱萸这个果，去挖这个根，确实点到了案件的死穴，揪出了症结。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这个根呢？在郑筱萸这一长串贪污渎职的链条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事情。古谚有云：顺藤摸瓜。顺藤摸瓜，操作路径其实很清楚，看来并不难，难就难在，我们有勇气去“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