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两会

根据数据测算，直播电商的在线交易额每增加一亿，可以带动就业岗位增长约1100人，这不仅来源于直播间本身催生出的三十多种新职业，还包括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

参与讨论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3点建议：审慎问责、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以及给予干部更多的信任和放权。

特殊需要信托是委托人以保障未成年人、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需要人群为目的，将自己合法所有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运用和处分的一种信托行为。 担任委托监护人是一项周期长且风险高的责任，按家长的期望，很难找到合格的委托监护，也缺少专业机构或个人愿意担任委托监护。

“人活得要有尊严，我不能在被挑衅的时候不做反应。但在对‘互殴’的理解上，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取证很难。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能很大程度解决取证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长孙运锋建议，最高法要研究破解民营企业“破产难”问题，在盘活存量上做增量，促进民营企业破茧重生。 “从法院角度（来说），现在政府债务比较多，如果向政府追债，你到当地去，你怎么起诉？行政诉讼也没得诉。所以建议允许异地立案，异地起诉……”

根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最新的调研显示，已出现一批年轻的“90后”尘肺病患者，分布在台面切割、家装和义齿制造等行业，并且“90后”尘肺病患者的病程发展极快，49名患者两年间10人去世。 “十三五”期间，国家卫健委多次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钟欣美表示，但处理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粉尘行业，未来的尘肺病新发问题依然需要重视。

截至2022年10月，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出台实施意见或工作方案，多数地方人大都探索建立了听取政府报告债务情况的制度。

“一万多名干部和群众代表下村入户，征求群众意见。看看哪一种户型、哪一种风格能够接受。” 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韩琳提了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的建议，3月9日，财政部向她致函，表示已采纳她的建议，将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写入年度预算报告。

过去一年，检察机关共审查认定属正当防卫依法不捕不诉261人，同比上升25.5%。 2020-2023年间，法院共对77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

在2014之前，“两高”报告除暴恐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外，很少提及具体案例。2015年时，最高法列举了16个案例。此后，报告中的“个案”数越来越多，2020年，四十多个案例数量已远超以往。

有些人的身份证掉了，自己也没有报案，但哈尔滨公安根据系统内的信息，就直接把身份证给对方寄回家了。 孩子到底是怎么走丢的？一个“捡到”过二十多个小孩的派出所民警告诉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大部分都是家长看热闹，孩子走丢了也没发现。 2023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19亿亩，其中大豆播种面积7397.5万亩，播种的任务面积居全国首位。

之前，在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时，他的提案得到的回复都是汉字版，需要助理读给他听。收到答复后，王永澄手摸盲文，一字一句地阅读，“它对于我们盲人群体，是一份摸得着、‘看得见’、沉甸甸的答复”。 大会原本安排工作人员在投票时来轻拍他肩膀提醒，但被拒绝。最后仅需工作人员在会前带他走几圈熟悉环境。由于练习时比较顺利，工作人员还调侃，“王代表，你到底看不看得见？”

“部长通道”也在不断变化：2017年首次竖起问题征集二维码牌；2019年“两高”负责人首次亮相；疫情期间，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直到2023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又再次转为线下。

范先群表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持续关注青少年的眼健康问题，建议进一步强化近视防控手段，提升近视防控的效果，实现以近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降低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让每一位追光少年都拥有光明的未来。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认为应当慎重考虑：拐卖行为是将儿童作为商品，以牟利为目的，在拐卖过程中可能伴随虐待、伤害等行为，而拐骗行为多出于收养的目的，后续加害行为显著少于拐卖。 专家建议，拐骗儿童罪应当增设严重情节的加重刑罚规定，出现严重情节时，提高拐骗罪量刑标准。

统筹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通过增加有效投资带动就业，进而提高居民收入，为消费提供动力。

村民反映，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固然很好，但是收费标准太高了。最主要的是医保费用涨得太快，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有限，很多人不愿意缴。 老百姓对参保的“获得感”也很在意。一些村民觉得，过去缴纳10元看病花的钱，跟现在缴380元的效果差不多，缴费在增长，但是报销比例几乎没有提升。 把现行的财政补助标准作为一档缴费标准，个人“零缴费”或“低缴费”。在此基础上，根据现行的个人缴费标准，继续设立二档、三档缴费档次和相应的报销标准。

通过双重工具和手段的综合运用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从2024年3月14日起，中方将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6国试行免签政策。

如何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报告中提及三点：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其中第二项与新质生产力涵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致。

个人养老金发挥的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的补充性作用，本意是为了提供更高的养老保障水平，且不同于此前试行的个人商业递延养老保险，个人养老金具备金融属性，其投资回报理应更加具有吸引力。

2023年10月，人社部召开当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称，截至2023年9月，累计有668万人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试点对象总体做到应保尽保。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研究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指导意见。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

“把化解房地产风险放在首位，并且强调标本兼治，这是之前没有过的。”

货币政策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时，被寄予更高期望。 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可以确证，最高层显然对此问题有了充分和清醒认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已经或即将出台。 融资增信对应的是财政贴息，风险分担暗指省级担保，信息共享意味着将有更多信息资源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

在三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阳军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较多，而且担心“万一说不好，触碰红线”，会出现“没有意见”的情况，而老百姓与政府部门不同，“有什么就说什么”。 在讨论如何对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这些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单位命名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借鉴甘肃省和一些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扶贫工作联系点的做法，使用“立法联系点”这个名称。 在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征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意见时，讨论就很热烈。参会的农民和村干部，在“会场上都要吵起来了”。这部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涉及股东成员的资格认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不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经过近 10 年发展，众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目前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如何让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一直保持新鲜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新质生产力成为2024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词。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案例库中有3件宣告无罪的指导性案例，75件宣告无罪的参考案例。相较于过往很少有无罪判决公开，郭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重大进步”。 目前案例的供给不能满足总体需求，能供参照的案例并不充分。目前的入库案例虽然实现了常见罪名、多发案由的全覆盖，但距离“覆盖各类罪名、案由，在同一罪名、同一案由下的不同法律适用问题也将有相应案例”的建设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各地政府以GDP增长为目标、你追我赶举债上马大基建项目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职责更多要回归保障民生、为社会提供完善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任务落在中央政府的肩上。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原有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散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科技、教育、人才问题论述，统合在一起论述，体现出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一体化布局和统筹推进。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意味着要彻底告别过去“政策市”的监管思维，切实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应从根本上大力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提升投资者教育的水平和效果。 对标“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这一目标，“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根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是关键抓手。

31省市地方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最高为8%，最低为4.5%，中位数为5.5%。GDP总量前三省2024年预期增速均设为5%。

中央发债相对地方而言成本更低、周期更长，避免了地方加杠杆导致的风险，为地方财政腾出了空间。

皮剑龙建议，应当从完善立法明令禁止逐利性执法、执法过程中罚没所得全部依法上缴中央财政、执法办案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调拨、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共同发力。 杨伟东分析，执法所得的财产收入统一上缴中央财政，可能影响地方执法积极性，也很难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滋生谎报、瞒报等问题。

当天上午，北京下起了小雨，夹杂着零星的雪花。从广场到大会堂入口约有两百米的距离，代表们纷纷撑起了伞，但也有人冒雨前行。

地方各党政“一把手”进京后拜会的最“热门”部门，基本都与经济发展有关，比如发改委、国资委等等。在拜会这些部委时，请求给予支持是常态。

“星火燎原了，再通过立法全面推开” “确保只要能举证民营企业在具体项目里面受到歧视，都可以寻求司法帮助。”

农村的乡规民约通常以男性为户主，以女性未来可能因为婚育而离开家庭的前提，制造女性权利的边缘化，造成了妇女普遍无地、少地以及失地。 在法律不完善的时候，村规民约很难被打破，法院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只能让位于村民自治。蒋胜男建议，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公开信息显示，一年间，共有24人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另外有3人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有4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具体原因没有公布。

争取让康美药业尽快摘下“ST”的帽子，全面解决历史存在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 药品回收处理成本高、回报低是掣肘过期药回收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可以发挥药企、电商、配送网络的协同优势，构建“互联网+”过期药品回收管理机制。 中医药“走出去”的推进难点之一，就是标准化和科研支撑的问题。为此，我们建立了多层次的科研体系和人才队伍，以科研成果促进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体系的建立。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进入从全面“联通”向立体“融通”发展的新阶段。接下来，建议出台政策，构建统一市场，实现中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中商品要素的充分流动。

制约我国抽水蓄能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是电价制度不够完善，缺乏合理的回报机制。此外，制约因素还包括建设周期长，生态环境及地质条件要求严格，审批困难等。 要加快车网互动技术研发，不断提高电动汽车与电网协调运行的可靠性、经济性，引导车主参与智能化有序充放电，推动电动汽车以市场化方式参与电网储能服务。

现代中医药有“四问”：药物有没有效，有效是哪些成分有效，是怎么起效的，起效的过程怎样。 发展现代中医药是必然，现代人如果不用现代的医药思路做（中医药）科研、讲科技故事，逐渐就会没人买，市场越来越小，到时候只剩下口碑就没什么用了。 中医药想“走出去”，就要讲科研的故事。我们卖东西给别人，就要按照他的思维逻辑，把事情讲清楚，他才会买。

在审判执行工作中，要依法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依法准确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依法保护守信行为弘扬契约精神，让法治具有确定性，更带来安全感，成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发展预期就能更稳更好。

各级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为白酒“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组织企业抱团出海，联动政府、学校等多方资源，制定“走出去”系统方案，制定统一的出口标准，要帮助中国白酒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际酒饮市场规则的构建和完善工作中。

恶性竞争的“价格战”伤人伤己，昙花一现的销量增长之后，可能会被那些有技术、有口碑、有质量的国际品牌反超并占领市场，此前中国摩托车出口折戟，就是最好的教训。 在很多外国客户眼中，买中国汽车仅仅是作为交通工具，中国品牌在他们的心智印象里还是模糊的。 出海二十年，经验是做好四件事：坚持自律，珍惜口碑；转变思路，品牌向上；先予后取，贡献价值；开放合作，成果共享。

“博物馆不是研究机构，文物系统一年要做3万个左右的展览，但是在2016-2021年五年之间，全国各个基金里面，关于博物馆学的只有10项。博物馆拿一个课题、做一个研究都很困难，这样肯定就会制约这个学科的发展。” “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研究资料的学科，就这个学科来说，它只有一定的需求量。一年可以审批下来多少平方米可供发掘的考古工地，相应地需要多少发掘的人员，这个都有一定的限制。”

汽车进出口环节审核机制有待优化。一方面，汽车产品“出海慢”，审批流程节点较多，另一方面，缺陷产品“回来难”。 引导企业形成统一的换电标准，实现不同车企车型的电池互换。

精准推送本质上是一种差异化行为。是提高效率的良性维度占上风，还是侵害个人隐私和违背个人意愿的不良维度占上风，这是规制面临的难题。 算法治理的最大难点在于算法的不透明性和非人工性。与传统侵害行为相比，算法侵权的因果进程更加冗长、复杂。

在调研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的老师限制学生上厕所的次数。另外，由于老师拖堂，课间时间紧张，有的小学生憋着尿不去厕所。 在让学生课间自由活动与防止学生出现安全事故之间，更多的学校及老师宁愿选择后者，以此规避安全风险，这也是学生课间被“禁足”的关键症结所在。 对于各地自行增加的国家课程方案之外的“进课堂”任务，相关方面要建立严格的论证和审核制度，杜绝地方自行“增压”，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为什么讲我们要培养干细胞式的人才？人身上的细胞是高度分化的，是去执行某一个功能的，而干细胞是能分化成具备不同功能的细胞。这就像我们的人才培养，原来都是按照专业去培养某一类专家，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在某些方向上、专业上、领域上的技能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创新潜能。所以，这个跟过去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靠桥率的提高不需要什么投入，有一个好的激励政策就行。” “这些年中国个人出行比例迅速增长，现在已占2/3以上，可以说我们在这片蓝海尝到了甜头。” “春秋现在是人员效率最高的航司，我们的一架飞机大概需要80个工作人员，而行业普遍要一百多个。”

短剧的价值观相对简单，你可以说它格调不高，格局也不大，但是也不能说是负面的价值观。 政府的文化引导基金对影视行业的发展影响比较大，很多优秀剧目都是来自地方政府基金的支持。比如最近大热的《繁花》。如果这些基金用来扶持引导短剧，也会对这个行业产生较大推动。

全国人大应尽快启动立法，以实现犯罪附随后果法律化、体系化；明确禁止各级行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擅自设立犯罪附随后果。 相比犯罪，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道德可责性都更小。行为人仅因行政违法记录就终生饱受就业歧视，并连累家人亲属，严重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

我教龄28年，如果按当年的比例发放，我现在每个月的教龄津贴好歹也要比刚入职的老师多几百块钱。但目前来讲，我的教龄津贴最多比刚入职的老师多10块钱。 如果在考公和考教师编之间做选择，我想很多年轻人轻而易举地会选择前者，说明教师这个职业的吸引力还不够大。 教育部已经在配合人社部、财政部一起开展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的工作，目前正在对实施方案进行进一步研究。

隐形加班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从个体来讲，有一种“敢怒不敢言”的心理，无法对外诉说，就是一种社会性的隐痛。 2024年1月，北京高院工作报告回应网络时代隐形加班现象，将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认定为加班。 同时，不要泛化，别都上纲上线。比如单位领导给你打个电话正常交流事情，你说这已经是休息时间我不能交流，这么极端好像是不必要的。这中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这个就需要大家的智慧。

我注意到，基层的个别职能部门或工作岗位面临特别繁重的填表任务，尤其是那些负责公共安全、环境监测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部门。他们需要详尽地记录、汇报信息，以满足上级的监管要求。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也消耗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直接服务民众的时间和精力。

目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已正式启动。可以说，这个议案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得到了完全采纳。 如果在生态环境检察工作中，依然各干各的，互不来往，就会出现应该在行政、民事、刑事检察工作中发现的公益诉讼线索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线索但在办案过程中因证据收集、起诉准备等不协同而影响案件办理的公正与效率。

粮食生产受自然天气的影响较大，例如气候干旱、低温以及夏季洪涝、雹灾等不利因素，确实为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丰”带来不少压力。

我们今年将投入2.42亿元，完成25所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为切实降低出生人口缺陷，我们将投入1600多万元，实行孕产妇13种致畸基因免费筛查。

我们要聚力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再突破，全力推动300万千瓦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300万千瓦风电光伏防沙治沙项目、250万千瓦保障性项目和多类市场化新能源项目等建设进度，力争再建成一个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

只有政府和企业携起手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才有机会弯道超车、换道超车。 浙江大学在衢州设立了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和衢州研究院，平时有三百多位专职教职工，除了完成浙大的教学任务外，就在衢州扎根、为衢州服务。 企业在衢州的一期项目投产后，很多原来没想投二期的，觉得营商环境好，继续投二期。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近三年招商落户项目中追投跟投占比达四分之一，滚动投资的“二期、三期”现象不断涌现，这是投资宜昌的企业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

2024年，我们将针对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聚焦解决草原过牧有效机制、探索种养循环生态低碳新模式等8大创新试验任务，谋划实施畜牧业试验区建设项目61个，预计年内完成投资25亿元以上。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对贺州这种底子薄、基础差、体量小的后发展欠发达地区来说，招商引资更是我们加快发展最简捷的途径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

强化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更新联动，推动城市片区综合更新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工作，引导房企积极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开发建设高品质住宅，更好满足多元化住房需求。 山东省经济运行中也面临一些困难问题。比如，经济恢复还不够协调均衡，市场需求复苏弱于生产供给，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仍不牢固。

张天任：“浙江省的新书记来了一年多，他邀请企业家们一起吃饭交流，我参加的就有5次。书记说你们请我们吃饭不行，我们请你们吃饭可以。” 蔡继明：“（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还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保证。”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我们迎来了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又一个春天。”3月6日下午，在辽宁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郝鹏提出，未来辽宁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向破坏辽宁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宣战”。 “前些年我们以外循环为主，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东北实际上处于失落的状态，现在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后，国内有一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基础工业部门的一些潜力被发掘出来，所以经济环境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只有政府和企业携起手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才有机会弯道超车、换道超车。 浙江大学在衢州设立了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和衢州研究院，平时有三百多位专职教职工，除了完成浙大的教学任务外，就在衢州扎根、为衢州服务。 企业在衢州的一期项目投产后，很多原来没想投二期的，觉得营商环境好，继续投二期。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这段时间是一年的开局之际。不要为一时的某些困难而一叶障目。”在这场会议上，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说，“会前我也做了一些调研，企业家们也谈到有困难，但对今年充满信心。我们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有定力。” 东部沿海某地级市市长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23年年底，他们省长召集各地市市长开会，各个市长都报了自家2024年GDP增长目标，每个市的GDP增长目标都比省里高，“省长说那他就放心了，我们能完成，他就完成了。”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在审判执行工作中，要依法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依法准确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依法保护守信行为弘扬契约精神，让法治具有确定性，更带来安全感，成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发展预期就能更稳更好。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小案”释明法律关系、厘清法律适用标准，不仅对同类案件产生指导意义，还能进一步树立价值导向，推动社会公众整体法治意识的提高。 去年全省法院对接3077家调解组织后，诉前成功调解案件达到93.8万件，同比上升16.5%。

在认定某一项给付是否属于彩礼时，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同时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 2023年，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份，相较于2022年同比增长41.5%，增长幅度再创近五年来新高。

醉驾入罪和出罪的标准更加明晰、更加统一，所以我认为这是“优化”标准，而不是简单地得出“下调”或者“上调”标准的结论。 要杜绝为了提高二审开庭率而对简单案件开庭、对疑难复杂案件不开庭的“选择性开庭”，以及为了完成提高二审开庭率的指标要求，“走过场”式开庭。

通过数字司法，让审判执行辅助性事务得以剥离，让法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审判执行工作。

规定虽未明确要求对辩护意见作出回应，但最高法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实践，均要求死刑复核裁判文书在表述辩护意见后应当对辩护意见作出回应。 2020年至2023年，法院一审受理侮辱、诽谤案件3869件，其中，2021年较2020年收案数增长达53.57%，2022年、2023年收案数量均超过千件，年均增长分别为6.50%、19.86%。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法学教育仍然与司法实践联系不充分、不密切，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要求有所脱节，要通过步入社会完成再适应、再培养的过程。 2006年企业破产法通过后，再未进行过修订，不能完全顺应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关于“办理破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发展要求。

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3700余件。 加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处力度有指导和强化作用。比如，要求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日，管辖不明案件先立案侦查再移送有权机关。

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一高一低”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存在撤回抗诉案件数量高、抗诉采纳率低的问题 由于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侦查机关连续破获多起陈年命案积案。我国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核准。因此，我厅办理的核准追诉案件相应增加。

破产案件审判不仅关系着对涉困企业的重整救治，更关系着市场主体新陈代谢、经济发展迭代升级，可以说，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命题。

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水平均居世界领先水平，可以把互联网领域成熟有效的监管经验借鉴到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弥补监管体系空白。 金融机构对于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既爱又怕”，既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商业模式上的迭代进化，又担心技术失控给金融机构带来新的风险隐患。 人工智能也给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新的课题。金融机构一旦发生被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攻击，诸如利用人脸识别或人工智能技术冒领储户存款，损失谁来承担？谁有举证义务？这些问题现实且棘手。

当前的数据资产估值方法还是基于传统的估值理念和方法，未来可考虑引入更多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估值的准确性和效率。 唯有在政策、平台和参与主体等方面打通重要“关节”枢纽，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交易，才能充分释放其价值，具备国际竞争力。 需要加强各地交易所在规则、流程、信息等方面的协同与互通，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易规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流通交易市场体系，促进场内交易。

存款保险制度不仅仅发挥了风险早发现、早纠正作用，还在处置部分中小商业银行风险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中，由于存在信息共享不足，且受限于《存款保险条例》限定，存款保险机构可直接收取的信息较少，制约其在风险警示、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中作用的充分发挥。 如何做到第一时间识别风险？真实、准确的财务数据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快速行动的前提。

中央层面成立跨部门专家小组，应包含国务院主管科技、经济、金融等部门，同时应吸纳不同类型的科技龙头企业和全链条金融机构代表参与。 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先导，通过科技项目推介、差异性监管措施、政府税收优惠及保险等政策补贴、项目退出机制完善等方式鼓励并吸引民间和海外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和转型。 监管机构对于向科技创新和转型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应实施差异化、制度化的监管措施，以及风险补偿和奖励机制。

如何在“非绿”的企业中，有效识别出具有意愿、技术和能力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未来，拓展绿色产业认定范围，标准制定和产品创新是一个开端。建立配套的统计标准、监管及激励机制，形成一个“工作闭环”，则是保证相关绿色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以标准化方式提高金融市场可持续信息的透明度，解决金融市场产品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不一致性，避免绿色投资产品发行时的“漂绿”行为。

对标金融强国目标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使命，我国金融学科教育仍存在重知识、轻文化；重理论、轻实践；重技能、轻规则等一系列与当前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匹配的短板。 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入职、人才认证考评体系对于金融伦理的考核内容分值权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金融机构鲜有专门金融伦理相关“把关人”岗位设置。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华尔街发生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后，西方国家即开始关注与重视金融企业伦理。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管理学院）在企业伦理学领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手段对从业人员的金融伦理认知实时纳入职业注册考评。

试点初期，如果个人破产债务人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或者和解协议草案能在未来5年内实现债务本金100%清偿，绝大部分金融机构能表决“同意”。但2023年后部分金融机构态度有所转变。 有关金融机构普遍反映，他们对于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回收个人贷款的比例表示高度肯定，但因受制于有关规定及总行内控考核制度等因素，无法主动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就个人金融债务进行弹性灵活的展期、减免或豁免。 建议有关部委支持推动《贷款通则》及有关个人贷款不能减免的规定在深圳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中暂停适用，并建立个人破产贷款相关的免责或豁免制度。

金监总局的职责和工作流程更加细化，如新设行政处罚局和稽查局，将有利益冲突的稽查和处罚工作分隔。 “大消保”工作格局逐步落地，金监总局全年调解案件31.65万件，帮助金融消费者实现经济利益363.69亿元。 不论是处罚机构数量、责任人数量还是罚没金额，金监总局在2023年都创下新高。

在此次机构改革前，我国的社会工作相关职责分散在不同党政部门，缺乏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统筹协调，社会工作力量没有得到有效整合，难以形成合力并发挥有力作用。

除了行业本身特点，数据行业发展还存在行政部门垄断和商业平台垄断，“数据不出省”“部门不流通”等数据壁垒导致数据确权难等问题，国家数据局的成立，让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希望。

此轮机构改革后，民政部内设机构一增一减一调整，基层治理这一核心职能不复存在。此外，民政部的内设机构中有老龄工作司、养老服务司两个机构共同推进老龄工作，两个司局之间的职能权责如何划分仍待观察。

中央层面的局、部合并改革已于2023年底前完成，当年11月底12月初，国家乡村振兴局局机关已由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搬至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目前“局机关已经并入部机关了，下属4个事业单位也归部里管理了”。

2023年12月，科技部印发《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对国家科技奖的提名做出了规定，并启动2023年国家科技奖提名工作。 中央成立科技委主要是统筹各方面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省一级不一样，市、县更不一样，不同地区之间情况也千差万别，不一定完全与中央层面对应。

地方有自选动作，浙江省成立海洋经济发展厅；海南提出优化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机构职能体系；广西将组建能源管理机构。 2013年以前几轮改革方案名称都叫《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13年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到了2018年，名称变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23年这次改革，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围绕同一主题对“一府两院”3个报告进行审议并开展专题询问。 2010年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开展37次专题询问，其中2020年前，每年都要举行3次专题询问。近四年，除2022年只有一次外，其余年份均举行了2次专题询问。 从全国人大到地方各级人大，过去十几年都对专题询问进行探索。但“专题询问”4个字写进法律，已是2021年。

从1988年起到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是差额选举，每次都有5%-8%的人落选。落选的人当中，当过省委书记、当过省长、当过部长的都有。选举的目的是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使选举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也能增加被选举人的压力。使当选的委员珍惜被赋予的权利、履行好担负的责任。

在此之前，关于备案审查的规定散见于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以及内部工作办法中。而备案审查决定将这些条款集中了起来，且首次具有了法律位阶的效力。 目前，备案审查工作仅针对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仅出现在立法过程中。而法律出台后的合宪性审查，在中国尚未建立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