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县域也是关键载体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南方周末研究员 石登江/图）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改革开放初期，以“广东四小虎”、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为标志，一批乡镇企业的转制转型，创造了县域经济的典范，也奠定了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彼时东部地区的县域，是先进生产力最聚焦的地理空间。三四十年后，一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崛起，一些县转变为大城市，曾经叱咤风云的县域，如今还重要吗？当下热议的“新质生产力”，县城、县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龙年春节刚过，广东省连续第二年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称“百千万工程”）成为与会者热议的主题之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会上就“百千万工程”作了主旨演讲。

会后，郑永年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他指出，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讲技术，一方面讲制度、技术机制和营商环境。能增加单位附加值的要素都是新质生产力。县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地，今后也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需要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城乡一体化，令新质生产力发展有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县域就产生新质生产力

南方周末：县域和村镇在改革开放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早期，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都是从县域开始。当时的县域为什么这么活跃？

郑永年：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发展都必须要强调底层逻辑。在中国，政府往往要主导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改革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一些市场要素掌握在县、在乡镇，这就比较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