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校园欺凌本可预防，可是为何做不到？

2024年3月25日，在江苏南通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初中，民警向学生们讲解防范校园欺凌知识。(人民视觉/图)

黄亮在多年前遇到过一起校园欺凌事件。他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一所公办高中的生物老师，带的班里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因值日安排产生矛盾，事后，男生在微博上遭受了好几位匿名用户的攻击。第二天，双方在教室发生争吵，两人闹到学校德育处，德育处主任让双方详细写下事情经过，但女生否认这场网络攻击由她组织，而男生也缺乏具体证据，最终不了了之。

此后，这名男生和班上同学的关系逐渐变得糟糕，独来独往，变得敏感，情绪也容易失控。这让黄亮感到，面对校园欺凌，学校与老师能做的太少了，换句话说，即使他想有所作为，也不知该从何下手。

黄亮的困惑很有代表性。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学校被视为校园欺凌的责任主体。但实际上，在一些校园欺凌事件中，校方和老师并未能有效应对。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决定从2024年3月25日起，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包括校园暴力和欺凌防治的专题教育。

但一个仍有待讨论与探索的问题是，在校园生活中，学校和老师应如何做，才能有效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

更多隐性校园欺凌有待识别

一些生活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人以为，校园欺凌主要发生于农村的留守儿童群体中，离自己很远。但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20—2022年间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53.5%的学生都遭受过校园欺凌。

最高检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校园暴力犯罪案件6926人。在这背后，是更多没有达到起诉标准的情节轻微的校园欺凌事件。

实际操作中，如何理解和界定欺凌，很多老师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这就导致很多校园欺凌事件并未被及时发现或识别。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在2020年对山东省近200名教师进行调查发现，仅有8.5%的教师认为班级中存在欺凌事件。

如何界定校园欺凌？较早展开校园欺凌研究的挪威学者丹·奥维尤斯，在其《校园暴力：学生群体间的欺凌者和受害者》一书中如此定义：一名学生长时间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性行为”之下，这种“负性行为”是某人通过身体接触、言语或其他方式故意对另一人造成伤害或不适。他的这一说法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

实际上，校园欺凌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扇耳光、拳打脚踢、群殴这些比较显性的肢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隐蔽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