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章诒和

■读者·作者·编者

编者按：本版刊发的章诒和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引发很多议论。有些文章简单地认定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就是黄苗子，而忽视了对那个特定年代的制度环境和其他当事人责任的讨论。这种情况的出现，诚如山东读者王凤刚来信中所说，“文章题目和开篇的处理，容易给读者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这是此文的不足之处”，“恐怕也有失作者的本意。”（来信刊登于本报4月9日评论版）报纸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当事人有答辩的权利，旁观者有发言的机会，庶可接近真相。正在编写《黄苗子年表》的艺术推广人李大钧先生的这篇文章，就黄苗子在聂案中的作用问题，对章文提出了质疑。是耶非耶，请读者鉴之。

黄苗子2008年作品

章诒和女士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读后令人震惊，更令人疑惑。文中，章诒和用老练圆熟的文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不是那个错乱的年代，而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黄苗子等人。章诒和很会写文章，她抬出了两个人在文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其一是谢泳先生。“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其二，是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的作者寓真。章诒和写道：“作者寓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根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的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了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黄苗子等。”

章诒和的文章很长，用笔如刀，毫不留情。她组织了许多材料，还讲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来证明谢泳和寓真的观点，其实就是她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章诒和文章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报纸、网络的批判、评论如潮而起，有一家报纸还开辟了专栏，专栏的题目从“黄苗子事件”升格为“黄苗子告密事件”，评论者不是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开始讨论“黄苗子告密事件背后的原因”。

谁能想到，自从去年7月份便一直重病，在医院治疗的黄苗子先生，于96岁高龄之际，迎来了事关人生名誉的挑战。

章诒和有一个斋号叫“守愚斋”，为“守愚斋”题字的人，正是黄苗子。章诒和有黄苗子告密的真凭实据吗？她说的是事实的真相吗？章诒和对黄苗子的指控，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态下发生的？

笔者找来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那是章诒和拿来“说事”的凭据，但细读之下，疑窦更生。

质疑一，谢泳先生说“黄苗子告密”的话我们没有听到，但寓真的报告文学里却并没有章诒和在文章中所说的“黄苗子是告密者之一”的结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无疑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读出作者对聂绀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观。我的质疑是，难道章诒和与寓真有过交往，听到了寓真类似像谢泳那样的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评说？还是寓真在写作时有了特别的保留？因为从《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我实在找不到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论述。另外，章诒和把谢泳先生闲谈中“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这样惊人的语句不加分析地引用，也有失一位作家的严谨。从1959年起，罗瑞卿就调任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难道1962年后做的批示（见寓真文第17页）是由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批的？如此为文，难以令人信服。

质疑二，章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显然不是黄苗子的手笔。章诒和在行文中却交待得极为模糊，使一般读者几乎看不明白这封密告材料的真实作者。《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这么一句：“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章文虽然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文章开头的处理，却容易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读者已经把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黄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黄苗子当作了告密人。笔者特地找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编辑部，询问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编辑，从那里，我更加明确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与黄苗子毫无干系。

质疑三，《聂绀弩刑事档案》有写给黄苗子的诗，这些诗怎么到了专政机关，寓真在书中都搞不清楚。他写道：“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诒和有什么凭据可以说这些诗是黄苗子主动交上去的呢？黄苗子从1957年即与“二流堂”成员一起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的对象。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关进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进了监狱（聂绀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书信、文稿、资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净净，直到“文革”后才返还了一部分。在监狱里，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检举，本是正常的事，据说有的人在检查中为了过关，恨不得把别人的事情说成自己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档案里有黄苗子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要求解释聂绀弩诗词的情况，但从解诗的内容上看，似乎并没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章诒和凭什么说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

质疑四，检阅近期的网络评论，关于黄苗子告密事件，已经有王容芬等人对章诒和提出了质疑，而章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诒和还掌握了其他有关黄苗子主动告密的材料，只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笔者认为，章诒和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学者、作家、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千万不要在善良的读者面前卖关子了，有什么猛料尽快公布，免得读者不明就里和过于期待。

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仅举几例。“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杨培新：《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1945年11月14日，经黄苗子之手，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独家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轰动了重庆。发表时，黄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回顾过去，有利于看清现实。笔者研究黄苗子多年，深为其人格叹服。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黄苗子委托拍卖了他和夫人郁风的几乎所有书画作品和朋友的馈赠，设立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当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笔捐赠款已经拨出。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尊敬、崇仰、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黄苗子能否置身于伟大人物之列，尚需历史评断。但是，一位96岁的文化老人，以一生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对亲情友情的诠释，对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结出了硕果。我们对他的态度，涉及到对一个时代，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评说历史，褒贬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章诒和的父辈令人尊重，她在“文革”中也曾被判刑入狱，遭遇令人同情。近年来，她写了不少关于建国后文化界人士遭遇和命运的文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对待一个文化大家的一世清名的时候，还是应该谨言慎行，平和客观。

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说话要有真凭实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绝不能采用猜测臆断编故事写小说甚至“道听途说”、“移花接木”、“莫须有”等样的手段，来面对“黄苗子是否告密”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感于此，我提出最后一个质疑，这样一次陡然而起的风波，究竟是“黄苗子告密事件”还是“章诒和诬陷事件”？抑或是一场错综曲折的历史遭遇？章诒和与当事人们完全有必要从事实出发，拿出真凭实据，客观面对公众的质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作者为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