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超千亿美元：多了还是少了

美国对外投资存量超过2.3万亿美元，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不到300亿美元，仅占1%上下，而我们却时时惊呼“美资大举入侵中国”，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令人啼笑皆非？

200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进行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营商地点调查，结果87%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列为第一位。这似乎也得到了实际数据支持：节节攀高后，2008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1083.1亿美元，终于跻身国际上少数几个年度外商投资过千亿美元的东道国之列。

但实际上，略加分析就会发现，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现在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

首先，从规模上来说，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依然很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07年，我国外商投资存量3270.9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2.2%；同期美国占全球的13.8%、英国8.9%、我国香港7.8%、法国6.7%。

据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为5.7%，居世界第四位；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为8.8%，居第二位；货物贸易进口占全球比重为6.7%，居第三位。可见，我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要大大低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远远低于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

其次，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中的地位在下降。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在全球所占比重1990年代中期曾经达到11.8%，而2007年仅占全球的4.6%。

我国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的地位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反而快速下降，不知该如何解释？

第三，我们仍未进入国际投资的主流，并有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毫无疑问，外国投资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了全球对外投资的80%左右。而我国的外商投资，60%-70%来自于华人资本。即使考虑到部分欧美资本转道香港的情况，也不足以解释发达国家投资仅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总量不到五分之一的事实。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近年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居然呈现出大幅下降态势，2008年，美国、欧盟、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分别为29.4亿、49.9亿和36.5亿美元。这样的投资规模，连稍微大点的单项并购都无法进行，比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的金额就达到了24亿美元，而2007年国际上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就达到300宗。再考虑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经从1990年代的每年几千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1.83万亿美元，美国近年来每年对外直接投资在2000亿美元左右，2007年达到3137.9亿美元；欧盟近年来则超过6000亿美元，2007年达到1.14万亿美元，但在华投资却连个零头都不到。如美国对外投资存量超过2.3万亿美元，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不到300亿美元，仅占1%上下，而我们却时时惊呼“美资大举入侵中国”，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令人啼笑皆非？

从我国外商投资来源结构看，欧美日对华投资最高时曾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31.8%（1990年），2000年占 28.9%，2007年降到12.0%，2008年占12.6%。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投资在远离中国？

一般说来，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技术、产品、管理、营销、理念等方面都更为先进，若要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理应提高这部分投资的比重才是。可遗憾的是，现实却恰好相反。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下降，1994年为17.1%，2000年为10.3%，2007年则仅有4.6%，2008年进一步降低。考虑到我国199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宏观背景，出现这种状况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难道说，我们的投资环境不是在日益完善吗？我们的市场准入门槛不是在逐步降低吗？我们的生产要素不是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吗？细究其中缘由，或许有民营资本快速发展的因素，但也不能说，外资与民营或国有资本相比，竞争力在显著降低，或者理论上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丧失了吸引力。从投资环境看，我国目前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自然与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国内产业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也在提高，出现这种状况只能从软环境方面寻找原因。

毋庸置疑，外商投资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际资源之一，是众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要素，这也是不管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竞相吸引外国投资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来说，既不能沉醉在虚妄的外资大国成就中沾沾自喜，也不能陷入妖魔化外资的危言耸听，而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

首先，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尤其是行政垄断行业的开放。近年来外商投资相对萎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新的市场突破，没有发掘新的外商投资增长点。近年来，我国在外商投资方面有两个认识误区，一是我国不缺钱；二是我国市场开放程度已经够高甚至过高了，不应再进一步开放。实际上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表面看，我国不缺资金，但市场化资本依然短缺。今年我国的预算赤字可能达到9500多亿，还要破天荒地发行2000亿的地方债，也证明资本要素的短缺。可与此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8.6万亿，贷款余额14.3万亿，说明有数万亿的资金未能转化为投资。

这并非因为缺乏市场投资意愿，而是政策约束和市场垄断，导致大量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难以进入，很多具有良好前景的项目难以实施。如银行、保险、电信、交通运输等行业就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行政壁垒，使市场化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不但严重制约了这些行业的良性发展，损害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也使眼前的扩大投资受到很大局限。

考虑到外资在某些重要行业中不能占比重过大，故应同时向民营资本开放这些行业，这对于激活市场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强大，并可为这些行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而在制造业和农业领域，包括一些传统行业，也有相当的扩大市场准入的空间。

第二，放松乃至鼓励外资并购。我们提出“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但国际上最常用、最传统的并购方式我们都难以采用。并购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约占80%左右，而我国外资并购却仅占2%上下，且80%以上为500万美元以下的小型并购，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利用外资水平下降的很重要原因。实际上，发展阶段和普遍行业状况决定了我国拥有广阔的并购空间，不管是内资并购还是外资并购，都非常必要。

第三，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外资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不稳定、不规范并且不可预期，影响了外商长期投资的信心，加剧了外资的投机心理。所以现在外资政策清理、修订的基本取向应是：以开放来引导外资投向和提高外资水平；以竞争政策来规范外商投资，如根据内外资统一的标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清晰而且合理的外资规制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等目标的实现。

第四，改革并强化对于外商投资的行政规制。我国吸收外商投资30年中，外资管理部门和管理方式虽然有所调整，但没有实质性变化，仍然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重前期的市场准入审批而轻后期的生产经营监督。

建议对于外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应成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作为跨部门的、直属国务院而非列入政府部门序列的外国投资专门审批管理机构，其基本职能是负责制定外资产业政策和有关国家安全的外资准入审批。

同时，调整现行外资产业目录设定方式，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只包括禁止和限制两部分，除此之外的行业（即现允许和鼓励类行业）实行直接登记制，鼓励类则与国内鼓励发展产业目录合并，实行同一目录、统一标准、同一政策。如此，对于外资准入的审批将会更加规范、透明、统一，审批工作量也会大幅度减少，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再负责外资准入审批，而只负责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的依法监督管理。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审核。外资并购中的竞争问题，由国务院反垄断部门另行审查。鉴于反垄断审查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在我国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应该剥离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的反垄断职能，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反垄断局，统一进行包括外资在内的反垄断执法。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