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比翼齐飞

独角兽有了，座头鲸在哪里？

与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独角兽企业相对应，吕鹏将开展社会创新、具有利他行为的企业称作座头鲸。近年来，吕鹏及其团队一直致力企业社会创新的研究，寻找座头鲸即发现中国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的典型案例。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三十年之际，我们访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吕鹏，和他交流互联网行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创新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

在吕鹏看来，企业社会创新的项目和案例已经是百家争鸣，座头鲸企业雏形初现，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在社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在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社会创新对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生产力的发展一定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做支撑；科技进步需要夯实社会基础。具体到数字技术，一方面，互联网科技创新需要社会创新来构筑护城河；另一方面，社会创新为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应用拓展了更大空间。”

企业社会责任进入“变革前夜”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互联网行业这三十年的社会责任整体表现？

吕鹏： 互联网行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情况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从较长的周期看，这三十年，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处在发展的上升期，包括国际机构、政府部门、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等各方对企业社会责任普遍持肯定和倡导的态度，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SDG、ESG、企业社会创新等概念和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讨论。

短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波折，好像走到了“十字路口”，争议和质疑的声音增多了。以ESG的发展为例，这两年ESG概念非常热，同时争议也很大，有行动策略甚至意识形态的争议，投资市场的投资规模也出现了下降。这其实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在表面“繁荣”背后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解决。

这就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临约束和不确定性时，传统的以让渡企业利润来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路径都需要改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需要对外部社会带来好处，也需要对企业内部的变革发展带来助力。可以说“十字路口”也正是“变革的前夜”。

互联网行业社会责任的整体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脉络。当然也有行业特点。从结果看，行业内部的差距在拉大，领先者走得比较超前，观望者也不少。一些互联网企业在社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或做出了重要承诺，是否会促进企业发展，是否会创造社会效益，需要时间检验。

南方周末：企业社会创新是不是变革的重要方向？它和企业社会责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吕鹏：企业社会创新是高配版的企业社会责任，它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变成了主动的发展战略，比如，能不能跟业务密切相关？偶发的行为，能不能形成一个生态？短期的价值能不能变成长期的价值？能不能从强调尽责行善的Doing good变成Doing well？

企业社会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两者的核心理念都强调企业对相关方的负责，都信奉长期主义，都强调可持续发展。两者的主要不同是，企业社会责任通常是企业以“外挂”或“内嵌”的方式进行，企业社会创新更强调“内生性”，要求把义利并举的理念融入企业的产品和经营当中，通过在社会领域的投入和社会关系的重建，能够更好促进企业自身的成长。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创新，我们可以与“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比较。技术创新强调的解决卡脖子问题，不管是造芯片还是改进生产线，都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类拓展发展空间，创造更多增量。

社会创新强调的是盘活存量。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存量市场，比如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重建来解决，这就是社会创新需要发挥的作用。

如果将技术创新比作“仰望星空”，那么社会创新就是要“回望大地”，盘活社会存量，解决“闹肚子”的问题。我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抓好这两个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社会创新优化生产关系。

社会创新的效果评估是难题

南方周末：在谈论企业社会创新时，常常会谈到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或平衡问题？应该如何理解？

吕鹏：如果一家企业纠结于所谓的商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那么这家企业就还没有理解现代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产业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问题，因为企业是完全嵌入在社会发展当中的，如果两者之间有冲突，那么企业就无法存在或者说不能长久发展。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边界问题，但并不存在冲突。

所以我们要分析清楚，当企业纠结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冲突时到底在纠结什么？

其实第一个是成本问题，就是在社会领域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因为社会问题的改善往往见效慢。第二个是合法性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到底应不应该由企业来参与解决，既有硬性的法律约束，又有既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企业需要把握边界。第三个是收益问题，很多企业真正纠结的是能否从社会创新中获得回报。前两个问题对企业来说，相对容易解决。

收益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对社会投入有充分的理解。在社会领域的投入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与市场交换机制不同，它的回报不是即时性的，也不单纯是经济性的，因此需要多角度看待社会投入带来的回报。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对社会创新项目有很好的设计，也就是把自身优势和可能的商业价值考虑进去。

南方周末：这方面有没有典型的案例？

吕鹏：以大家熟知的腾讯“为村”项目为例。腾讯一开始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选派员工去落后乡村挂职，然后进行捐赠帮扶。腾讯这样做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样做并没有发挥腾讯的优势，未来的可持续问题始终存在。

经过几年的摸索，腾讯立足自己作为互联网企业的优势，开发助力乡村治理的小程序，把村里的人和事连接起来，一下子就激发了乡村活力，村民说事、村务管理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后来通过与农业农村部合作，推出耕耘者计划。现在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网络，超过17000个村社加入，使得为村成为乡村连接信息、连接情感、连接财富的平台。这个项目成为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治理的典型，腾讯也因此在乡村振兴领域获得广泛认可。

南方周末： 除了概念理解和项目设计外，成效评估是不是一个难题？

吕鹏： 社会创新的效果评估的确是一个难题。刚才我们也谈了社会交换与市场交换的不同，在社会领域的投入好评估，但它的产出并不是即时的，很多时候也不具体。另外就是因果机制不好判断。

很多互联网企业开展助农项目，帮助农产品销售或是培训乡村人才，但企业的帮扶与村庄或农民的致富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企业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这个很难界定，很难做纯量化的精准评估。

当然，我觉得目前企业不用特别纠结这个事情，关键是要看企业做的事情有没有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企业社会创新是一个逐渐清晰的模糊地带。逐渐清晰是说我们可以不断改进评估的方法，尽可能反映企业社会创新的成效；模糊地带是指社会创新客观上就存在不能完全量化的问题。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社会创新

南方周末：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吕鹏：我们回顾就会看到，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创业都是从解决某个社会痛点开始的，只不过社会问题在持续变化，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成长，因此，企业需要不断自问：哪些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现有的解决方案是否还可以优化？社会创新领域往往蕴含着新的市场机会。

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进入了“实践创新”的阶段。此前可以说是意识觉醒阶段，一些领先企业率先倡导社会创新，像腾讯、阿里、蚂蚁集团等，他们在人人公益、女性赋能、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项目。

现在更多是需要深入在实践上的创新，包括关注的领域要更细更深，创新的模式更强调协同。大企业应该发挥带动作用，引领行业里的更多企业关注社会创新。

下一阶段要做的是形成模式和提炼方法论，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和传播。这个领域一定是企业实践先于理论研究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有机会在社会创新领域作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实践。

南方周末：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吕鹏：现在我们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互联网科技企业无疑是重要的力量，基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创新将迎来进一步发展。这也正是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的机遇所在。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需要植入社会创新的理念和原则，以规避技术研发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技术创新需要社会创新来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容易被忽视的社会场景，比如在养老、乡村、弱势群体发展等方面，最大限度助力增进社会福祉，也就是说社会创新可以为技术创新拓展更多应用空间。

突出的挑战仍然是合规问题。数据安全、用户隐私、算法公正等这些行业问题会随着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地翻新变种，很多时候不易为外部觉察，需要行业自律，需要企业切实肩负起自己的核心责任，不能顾左右而言他。

南方周末：你对互联网企业开展社会创新有什么建议？

吕鹏：通过研究，我们概括出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的六个关键点。第一，“老板工程”，就是要得到公司一把手或者高级管理层的大力支持。第二，项目要有明确的社会使命和目标。第三，要有模式创新，通过商业模式的设计和执行，把社会价值融入产品和服务当中。第四，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上进行完善，形成对企业开展社会创新的制度支撑。除了这四点，还有两个对外的要点：第五，找到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公益伙伴合作，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第六，规模扩张，就是寻找到实现规模化的成功模式，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要防止“使命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