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在水利学校

杨敏如、杨苡姐妹与母亲徐燕若、哥哥杨宪益（左起）。

参加工作

南京文联刚成立，我就加入了。当时还没有作协，南京作协的前身就是“文联”，追溯起来，我要算南京作协最早的一拨了。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文联有活动我都积极参加，虽然那是个群众组织，不拿钱，也不上班。“文艺整风”时我几乎天天去参加学习，当然不是整我，但每个人都要检讨的。给我提的意见是“个人主义”，指的是我不“参加工作”，甘当家庭妇女，在家里带孩子。

那时候参加工作就等于参加革命，因为新社会，都是“革命工作”了嘛。我心里不服气：在家里带孩子有什么不对？——母亲的教育，孩子是第一位的。再说我也不是拒绝参加工作。后来文联机关要进人，我也想进文联的（机关工作人员与一般会员不同，是驻会的），因为想搞写作。那时候我已发表了一些作品，都是紧跟形势的，比如骂杜鲁门的讽刺诗什么的，文联一度也准备要我的，但最后还是别人进去了。

文联没进得了，我后来还是参加工作了——到水利学校去教书。教语文。以我的本意是不想教书的，我不喜欢上课。正好一对熟人夫妇要调到北京去，女的在水利学校，要走了，就推荐我代替她。水利学校在国府路，离板桥新村不远。熟人跟我介绍说，学生都不是考进来的，这我很愿意，学生太单纯，白纸一张，工作过的人经历丰富，有生活。当时不都是宣传搞文艺创作应该深入生活吗？我觉得在这样的学校教书是有意思的。

还有一段插曲：可能就在进水利学校前那段时间，我还曾经有过进南大的念头。我周围有许多南大的人，是我自己起劲，还是别人撺掇，说不清了（我不喜欢上课，按说是不想往学校里去的）。既然是外语出身，到外语系是理所当然，但我想去的是中文系。一直有中文系情结，到西南联大，原本想学的就是中文，外语没新鲜感了，又以为中文系离创作近。其实中文系比外文系更像做学问，据说中文系老师常会在新生入学时让他们不要搞错：这里不是培养创作的，是教你怎么做研究的。只有后来陈白尘当（南京大学）系主任的时候，中文系才鼓励学生搞创作。

那时候进人没那么复杂，多半还是靠熟人介绍。我是罗根泽、陈瘦竹主动引荐的。罗根泽一家在重庆中大柏溪时就熟了，老师辈的人，陈瘦竹低个半辈，比我们年长些，还算平辈，他原来是国立艺专的，后来到中央大学成教授了，和赵瑞蕻是同事，在南京文联算比较活跃的人物，两家来往也是比较多的。这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方光焘，有天晚上，罗、陈就领着我去小粉桥他的住处。我要不是没进门，要不就是进去见面后让我先出来了，他们在里面商量。也没过多久，两人就出来了，脸色有点难看。原来方光焘没答应，说要进人的话，人选已经有了。大概方回绝得比较直接，生硬了点，他们俩都有些生气，觉得方光焘不给面子。他们一个老资格，一个是中生代有分量的人物，两个人一起来介绍进人，以为事情是可以成的。

我反倒是有点无所谓。不是说我多没有功利之心，参加工作有一份收入是我的家需要的，只是我经常无可无不可，三心二意的。马上想到，要是真进了中文系，和赵瑞蕻在一个单位里，也挺麻烦。

杨灿

这样我就进了水利学校，应该是1952、1953年的事。

水利学校的教务主任叫杨灿，新四军的，进过上饶集中营。很喜欢说他的经历，就像讲《红岩》里的渣滓洞。他蛮“左”的，不过人不错，对我也很好。可能是没碰到过我这样的人，有点好奇，他跟我说过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事，绘声绘色，有好多细节。

但是有一次他对我光火了。是他来听我的课，事先也不打招呼，忽然就来了，也不管教师的感受，像是来突击检查的。我就很生气，这不是一点礼貌都不讲吗？我是教会学校里出来的，教会学校也有听课的，都是客客气气告诉授课的老师，到时候轻手轻脚地进来，一点也不影响上课。

那次上课的内容涉及西安事变。有学生就问我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这时候我灵机一动，说杨灿同志是老革命，一定有正确的看法，趁这个机会正好请他给我们讲一讲。他觉得很突然，一下说不出来，弄得有点尴尬。后来他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冲我发脾气，质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做，说我让他难堪。我就说，是个机会嘛，讲讲有什么不好。反正他很生气。但这事也就过去了，后来他对我还是很好。

解放初有好多干部都是这样的，挺“左”，但人挺好。杨灿有些工农干部作风，倒没官架子，直来直去，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他常到我们家吃饭，来去都随意，我们搬到陶谷新村后，他还来过好几次，我们也不特别准备什么。其实也不仅是他，解放初在板桥新村的家，经常有人来吃饭，有次我过生日，来的人一拨一拨的，面条都不够下。人来人往吃饭，流水席似的，我很开心，觉得像电影似的，电影上讲的解放区生活，就是这样不分彼此的。

我在水利学校教的学生都是水利系统的，年轻人，培养对象，当干部的苗子，好多都是从治淮工地上来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人都挺热情朴实的。当时有一种学校，称作“工农速中”（速成中学），是帮助劳动者快速提高文化水平的，水利学校差不多就那样，我要教的语文课很简单。学生对我不错，我的课蛮受欢迎，一是上课比较随意，还有他们觉得我普通话说得好。

有点不愉快的事情是有同事指责我常去坐咖啡馆。那时碑亭巷有个“泰安咖啡馆”，挺安静的，平时没什么人，到那儿可以自己要他们放音乐，我就让他们放流行歌曲。水利学校在长江后街，离“泰安”不远，我喜欢抱一摞作文到那儿去批改。不少同事没去过咖啡馆，也不知哪来的印象，说那不是好人去的地方：有茶不喝，喝什么咖啡？有好心劝我的，也有人问我老去哪里干什么？我说改作业，又问改作业为什么不在办公室。事实上我就是嫌办公室吵，另几个老师不上课时老在那里叽里呱啦地说话，声音好大。

坐咖啡馆的事，学校团支书孔繁群也跟我说过，要帮助我。

团支书孔繁群

小孔找我谈话，也不光是谈咖啡馆的事儿。他经常到我家，就在那里吃晚饭，要帮助我提高“思想觉悟”。因那时赵瑞蕻在东德教书，就我在家，陈瘦竹、沈蔚德在我家不止一次遇到过小孔，陈瘦竹很敏感，跟我说，杨苡同志，你得注意啊，别老让他到你家来了——他是在追你。我没当回事，还觉得他们有点大惊小怪，或者按那时候的说法，有点“封建”。我感觉小孔挺正派的，上进心强，对人很热情，乐于助人，不光是对我，对别人也一样。而且我都三十好几，三个孩子的妈妈了，怎么可能呢？也没阻止他再来——就是有这个念头，我也不知怎么开口。

来得次数多了，他有点自来熟那种了，有次我生病，一对熟人夫妇来看我，他像主人似的给人让座，自己坐到床边上来。真是奇怪！这算哪一出？还有一次，晚上天气冷，他回去时问我能不能借件衣服让他穿一下，我就拿了件赵瑞蕻的大衣让他穿。下一回他穿了来，居然又穿走了，也不说还。我跟大王姨、马嫂她们嘀咕：哪有这样的？大王姨倒说，让他多穿几回也没啥，反正还回来要洗，穿一次也是洗。

这些小事我多少有点不快，觉得他有点缺少教养，但是总体上我还是觉得这年轻人不错。直到有一次，又是小孔找我谈话，在我家吃了晚饭，忽然期期艾艾地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上班心不在焉，情不自禁老想往我家跑。我听了很不舒服。想起陈瘦竹、沈蔚德对我的提醒，可能还真给他们说中了。当时我觉得特别扭，我是有点封建的，认为对结过婚的人有想法就不应该，挺恶心的（过去跟穆旦说过这意思，他一听就说，行了行了，又是这一套）。而且小孔是有女朋友的，就是水利学校的学生，长得挺漂亮。所以他说那话，怎么都不对。

那以后就有点警觉了，再说到我家来，我就开始找理由推脱。但也没完全疏远小孔，记得有次杨灿生病住院，他告诉我，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探视，我也就去了。

后来整风，也不见得是搞什么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性的嘛，不知是别人批评他，还是他自我检讨，检讨的内容包括了和我的交往。学校领导焦作圣（我忘了他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群众有反映，说他老往你家跑，他自己也承认了，还让我看了小孔的检讨，里面原原本本交代了对我说的那句出格的话（不然我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焦说，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都写出来——这也是组织上为了帮助教育他。我说，说不上什么对不起，他说的这些，我也记不得了，谁会什么都记着呢？他是要帮助我呗，他是干部，我还能不让他来？其他的，包括他说话不得体我心里不舒服，我都没说。他还是要我写个书面的东西。我真不知有什么好写的，最后只写了几句交上去，大意是，如果是我在言语中影响了他的思想改造，助长了他的小资产阶级情绪，那我应当要检讨。焦作圣后来又找过我，表示跟你没关系，是他自己思想没改造好。

孔繁群后来调离了水利学校，好像是到基层去了。这大概是一种处分惩罚，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也没人跟我说。我猜还有其他事情，不会只因为对我说过不得体的话，他的检讨写了一大篇，好多项呢。而且我没揭发过他，没什么好内疚的。只是一个年轻人，好好的前途没了，有点可惜。

我以为要死了

我在水利学校工作的时间不算长，大概也就一年多时间，中间还曾大病一场。大体上我在水利学校工作还是挺愉快的，特别是和后来我工作的南京师范学院相比。要不是一段要去东德教书又没去成的插曲，我多半会继续在水利学校教书。那事搁后边说，先把和水利学校有关的事说完了。

没去成东德是意外的情况，回南京当然也是意外。原本是没打算回来的，水利学校那边自然就没排我的课，也就没课上了。不工作、白拿工资算怎么回事呢？我就提出辞职。学校方面提出，你就帮助改作文吧。到时候就有一大摞作文送过来。我觉得还是不妥。水利学校给我的工资是每月七十元钱，在当时也不算少了，我只是改改作文，拿全工资，似乎还是不合适。我又提出减工资，学校里没这方面的条文，不知怎么办，一直拖着。最后我还是辞了。

有个校领导说，为什么要辞职，没了工作，生了病怎么办？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也不知公费医疗是怎么回事。有病自己花钱治呗，解放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谁知道没多久我就生了场大病。说起来还和水利学校有点关系：杨灿患肝炎住院了，因为一直关系不错，我就去看他（没当他是领导。如果纯粹是上下级关系，我就觉得别扭，像是要巴结）。那天是和孔繁群，还有一个什么人一起去的，他很高兴，削了苹果递过来。小孔接过就啃起来，我有点犯嘀咕，我知道肝炎会传染，推说刚吃过什么。他说，怎么了，还嫌弃呀？是半开玩笑的口气。他以为我是客气，大概也不大相信医生那一套。这么一说我就不好拒绝了。老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思想什么的，这不是一不小心就又暴露了？结果讲礼貌就把苹果吃了。没想到居然就传染上了。这是后来医生诊断的结论，我还有点怀疑：同去的小孔并没传染上啊，跟我熟的丁荣施就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平时讲卫生讲过头了，有点什么情况，人家扛得住，你反而吃不消。的确小时候得了伤寒，隔离过，母亲特别小心，我也受影响，动不动就用酒精消毒，有时就跟护士似的。

那天回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慢慢食欲不振，人没力气。隔天正好张学庸夫妇晚上到我家看我，他们是搞医的，一看就说不对，得马上住院。当天晚上就安排我住到医院去了。

这场病害得不轻，在医院就住了两个月。赵瑞蕻在东德，家里三个孩子是马嫂和大王姨管着，住在医院里，整天有气无力。那段时间给巴金写了不少信，有封信里说，疲劳像是在身上生了根了。要不然还会给萧珊写信的，因那次在上海的不愉快，我们好长时间不通信了。肝炎也没什么特效药，我觉得奄奄一息的，快要死了，心情也很不好。当时的医疗水平就那样，说病死也就病死了。之前我还得过一次胸骨痨，最严重的时候，也以为没救了。

入党问题

在鼓楼医院住了好久好久。有次水利学校一位姓金的校长和杨灿来看我，我跟他们说，真滑稽，到现在我还没入党呢。整个是要死的口气。我特别害怕组织纪律，从没想过参加任何组织，那一刻也不知怎么来了这么一句。那时候鼓楼医院的院长说没什么办法，意思是我的病治不了了。我以为我要死了。入党对我来说就像要走的程序一样，迟早总要入的，现在都快死了，也没入。跟他们说时，我还流眼泪了。

没想到后来病好了。回到水利学校上班，有天领导就跟我说入党的事。说我可以加入民盟，大概他们看来，以我的情况，加入民盟比较合适。我说民盟我不入，要是解放前那还有意思，反对国民党嘛。现在国民党跑台湾去了，要入就入共产党。水利学校对我真是不错的，后来真的让我填表写申请。我却又没写。问我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没资格。是真这么想。——在医院说没入党，好像是一生憾事，那是真的；这时侯说“没资格”，也是真的。

因为又想起在重庆时和罗沛霖的对话。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李之楠和我绕着学校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谈了一晚上，那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入党的事。这以后我来往的朋友中虽有不少人是地下党，但再没有谁想要发展我，至少记不得有谁认真提起过。在重庆罗沛霖想发展我入党，却是郑重其事的。老了以后我姐（编者注：杨敏如）和我说过去的事，有次忏悔似的说，我还吃过你的醋哩。我说，我一直是倒霉的，有什么可嫉妒？她说了一通，原来是因为罗沛霖。她觉得罗沛霖（编者注：杨敏如丈夫，两人于1941年结婚，罗沛霖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老跟我说话，比跟她话还多。我说他找我谈话，是想发展我入党啊，你不知道？

现在想想，她是真不知道，罗沛霖是特别遵守组织纪律的。杨敏如解放后多次申请入党，最后了了心愿，晚年终于入党了。但过去罗沛霖从没想过要发展她。我还问过，你怎么没想到让五姐入党呢？他说你姐的性格不合适。意思是杨敏如大小姐脾气，养尊处优吃不得苦，而且什么事都不会做，就热衷吟诗做赋唱昆曲这些，挺传统挺保守的。言下之意我合适，他觉得我是可以吃苦的，敢走出家庭，到外面闯。（在他看来，杨敏如的毛病都是因为母亲的教育。的确在家里母亲让我学着做各种家务，对杨敏如则从来没要求她做事的）。到延安以后给我写的信里还说，来吧，延安不是Dreamland（编者注：梦境），等你！他就根本没想过让杨敏如到延安去——以为她没法适应的。

病友

就是那次住院，还认识了一位病友，叫王秀英。她是从农村来的，是她那个乡的妇女主任，据她说，管着两千多妇女。王秀英得的是血吸虫病，脾脏肿大，很严重了，要在肚子上开刀手术。同房间其他几个都是知识分子，她是没文化的，不过大家相处也挺好，并没有人嫌弃她。早上查完房了，护士长说，你们没事干，闲着也不好，帮我们裹纱布、做棉签吧。我们就一起干这活。王秀英虽然会干家活，这个却是没弄过，我们就教她，让她跟着学。

要动手术的头天晚上，她忽然说，我们来开个会吧。她当妇女主任，在家里大概是常张罗开会的，我们倒也听她的，解放以后各种各样的会特别多，居委会大妈那样的也常召集开会，都习惯了。于是就开会。原来她是担心手术的结果，怕自己可能就那么没命了，要交代自己犯过的错——也是一种忏悔吧。她说有次领着几个人去抓赌，把人家赌的钱和赌钱的纸牌都没收了，但罚过赌的人之后，她们自己找了个地方开始玩纸牌赌钱。我问，你们没收的钱呢？她比了个往裤兜塞的动作，意思是自己拿了。她还检讨她老想着自己，比如这些天尽想着自己手术有个三长两短的，全想自己的事，说着说着就开始哭起来。我们都劝她放宽心，往好处想，做了手术就好了，这病是有治的。

手术前要签字，告知书上好多条，还有关于费用什么的，她不认字，我就讲给她听，她也闹不大明白，最后是我签的字，也是担保人吧。后来手术很成功，当时做大手术，要蛮长时间才能出院，我出院以后又去看过她和其他病友，那时她已恢复得挺好了，我问她住院费交了吗？她说她不管，她没钱。我说那么大手术，住院住了那么久，总要想办法先交一些。后来她的住院费大概是不了了之了，手术是我签字的，医院也没找过我。她没一点心理负担，记得那次我是坐她旁边和她说话，她还肩膀杵我一下，问，你会不会玩纸牌？我说不会，没玩过，她兴奋地说，纸牌好玩哎！

王秀英病好以后来过我们家两三次，有次在我家吃饭，赵瑞蕻大概正好从东德回来度假，也在，跟她碰杯，说，你能有今天，要感谢共产党。我说，要感谢毛主席。她拍我肩膀说，我要感谢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