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4月21日-28日）

评审：魏英杰 健 在

No.1请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广州日报》，4月26日，张结海

（原文摘编）还有两三周，就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的日子。请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根据“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研究，可以把灾害幸存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极端后果者，如不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可能走极端的。第二类是严重后果者，其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但是其生活质量会严重下降。第三类人群是大多数，他们的后果相对温和，基本上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

上述三类人群，受伤程度相同，但从恢复的角度来看，适当的回避——远离灾难的现场，避免失去亲人的记忆——对于他们“心灵碎片”的重合都是有帮助的。

遗憾的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得还不尽如人意。过去一年来，灾区接待了数不清的参观者，北川县委宣传部震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接待各方领导及各路记者，工作人员一路还得为客人一遍一遍讲解：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在这里有多少人遇难，当时如何抢救……民众内心的伤痛也同样会被这样的场景一遍一遍的唤醒。于是，他们内心的伤口也就一次次被撕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怎样的周年祭才是最有价值的周年纪念？到底怎样的周年祭才是灾区人民真正需要的？安静的纪念也许才是最好的纪念。

【推荐理由】别人的灾难，恰足以成为某些人的谈资，或者令某些人自觉高尚的借口。表现欲、表演欲、窥视欲……在地震“题材”上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恰恰是最该远离那些尚未平复的创伤的。

No.2荣智健的三个错误

《东方早报》，4月21日，作者：吴晓波

（原文摘编）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早在1934年，荣伟仁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荣家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中信壮大，荣家功不可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或许正是这种惯性思考，让荣智健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

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中信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但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华的做派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这是荣智健的重大疏忽。

他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荣家百年，英才辈出。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余荫之下，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如今，荣家在中信体系的出局，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推荐理由】以作者对近现代企业史的熟谙程度，解剖“荣智健辞职”这只麻雀自然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荣智健既得益于政商体制，又败于政商之弊，在剥洋葱般层层分析之下宛如光影重现。但我们更好奇的是，今天的从商之人要做大怎样才能跳出这样的命运？

No.3我们当丑恶痛批 他们当经验交流

《中国青年报》，4月23日，作者：曹林

（原文摘编）“采取反暴力抗法的布局动作，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被全国诟病的暴力执法，竟出现在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中，被人在系统化、理论化、技巧化的包装，当成经验交流。这不由想起一种常被作恶者用来为自己的罪恶辩护的逻辑，我从事的是某种职业，我应该遵守这种职业的要求，听从上级的指派，服从职业赋予自身的命令，职业之外的道德和正义不是我应考虑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编辑逻辑正是如此。

这本“实务”让人看到一种让人绝望的断裂：我们将这一切当作丑恶在痛批，而有人却毫无羞耻感、堂而皇之地当作经验交流和学习。舆论与权力之间，似乎存在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幕。我们与他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逻辑世界，这个社会在正义的理解上有着厚厚的隔膜。这不仅表现在城管暴力执法上，而且普遍地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舆论一次次地揭露地方政府将上访者当病人关进精神病院，可是，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这种手段甚至已被许多地方当作了津津乐道的“上访治理经验”，公开写到红头文件中。工商部门乱收保护费已被痛批，可湖南某地竟将保护费公然写到了红头文件，甚至不愿费点心思将收费理由涂脂抹粉装扮一番。

【推荐理由】在此，借用一篇文章来与受害者共勉，“我们都是蜗牛，但我们奋力向前”。

No.4两岸关系何时才能礼尚往来

网易，4月27日，作者：贾思其

（原文摘编）在陈江会之前，马英九挂心的不是金融合作协议、空运补充协议、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等早就谈妥的开胃菜，而是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除此之外，第五航权要“争取”，WHA观察员要“尽力”，人们看到的是马英九当局在“九二共识”的大舞台上，自己挑选旋律、舞伴，等一切就绪定位后，再来问大陆，你有没有兴趣谈谈？

这样的手法似曾相识。当初马英九利用蓝色群众对陈水扁和民进党深入骨髓的仇恨与愤怒，时刻提醒他们，不管我马英九做错了什么，到“大选”时只有把票投给我，才能全面清算民进党执政的“罪恶”。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在台海之间，马英九方面认为大陆只有和我打交道，尽量满足我的需求，才能防止两岸关系倒退，结果就出现了，台湾开支票，大陆帮忙兑现的场面。按理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当前对台大政方针的主轴，送大礼并非完全为了帮助马英九，但却很难阻止有人刻意抢功。

一个良性共生的两岸关系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礼尚往来”，现阶段经济方面的问题尚有磕磕绊绊，未来一旦涉及政治定位、军事互信等敏感地带，两岸还能有眼下这种如沐春风的意境吗？陈江会具有表面上平等互利的一切元素，也的确达成了众多成果，但这背后仍然浮现了一个跳不出来的怪圈：两岸关系的好坏，台湾政治人物及其政权的决定性因素远高于其他。那么谁又能保证台湾不会出现第二个陈水扁？如果真的不幸噩梦成真，好不容易结出丰硕果实的两岸关系是否就必然一笔勾销？

【推荐理由】大陆官方的想法是希望以经贸等方面的大礼，收拢过去十多年严重疏离了的台湾人心。不过，凡事都有度。台湾手中的牌，在李、陈时代基本都打光了；安抚台湾民心当然必要，但也得让人领情才能事半功倍。

No.5央企利润大增为何并不令人兴奋

新民网，4月25日，作者：阿西

（原文摘编）3月份，央企的经营指标出现明显回升，但并无过硬的证据证明盈利的央企其经营能力得到了结构性的改善。

比如市场预计今年一季度开始赢利的航空公司，去年集体亏损近300亿人民币，证明其对抗周期波动的能力就很差。愚蠢的航油套保巨亏，让人们看透了它们只会靠行政垄断过日子，而对市场波动一窍不通。再如，去年亚洲最能够赚钱的中石油，始终无法证明自己能够按照市场波动，调整成品油的销售价格。而业绩最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除了证明自己靠国家扶持垄断了借贷市场外，没有什么像样的服务。

而且，至今依然没有任何数据和事实可以证明，能够赚钱的央企让国民分享到了它们的成果。中国改革发展到目前阶段，赚钱的央企要真报喜，还不仅是市场的建设，更是一个国民怎么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问题，是国民怎么增加财富的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如何把利润反哺全民即怎么保障国民能够分到央企利润，以及怎么合理公平分配的问题。

说央企的报喜和普通国民没有关系，那还是国民大度。要不真可以怀疑这些被称做全民所有的央企，根本就是极少数人和利益集团拿着空洞的“全民所有”大旗，骗取国家权利，用来忽悠普通中国人。

【推荐理由】央企的那点毛病，人们已经不知道说了有多少遍。不管它改不改，媒体逮到个机会就还是得说，除了媒体的责任使然，这些共和国“不孝长子”也的确需要不时的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