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伤之旅中的“半路夫妻”

2009-05-07

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人还在，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在石头缝里，也要长出一个个家庭

撰文/南方周末记者徐楠本专题摄影/安光系

按照北川的习俗，丧事百天之内，不宜谈婚论嫁。于是，2008年9月2日成了一个时间分界点。从这以后，男女之情的禁忌解除冻结。

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人还在，最细嫩的情感和最现实的需要便会萌芽，哪怕在石头缝里，也要长出一个个家庭。

北川老县城曲山镇的婚姻登记员罗莉，在2009年春节前迎来了登记结婚的第一个高峰——二十多对。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是八十多了。

在她的印象中，“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年龄最大的有六十七八。其中双丧偶的大约占30％－40％。年龄上，男比女大的约占80％－90％，女比男大的约占10％左右。大约有10％的情况，男的比女的大出十几岁。

人们顾不上先盖起房子，也要首先重建家庭。整个社会网络马上行动起来，大量重组家庭的姻缘，来自亲朋介绍。50岁出头的段学良戏称：“在安县的十几个同学，每人给我准备了一个（介绍的人选）。”

这是一个特殊的婚姻市场，在见面之前，首要的是基本条件的比较品评。“负担轻的、有工作的好找，排着队见面去。负担重的，带两个娃的，就不好找——尤其是读书的娃儿，人家一听条件，面都不见。大些的能打工的娃儿还好些。算上抚恤金和保险，死了人赔偿最高的是警察家属，那是特殊职业。学生娃儿每个赔九万多，大人每个才五千。我们这里条件最好的是一个女的，两个娃儿没了，各赔九万多，永兴镇上一个做生意的把她找上了。啧啧。条件好的，晚上结伴在外面溜，耍朋友耍得开心；条件不好的，都没人愿意见面，自己拉着娃儿，可怜呢。”永兴板房区的一位老人说。

不满30岁的刘红梅，因地震而新寡。她在安昌镇上的美容店工作，儿子朱宇航刚刚两岁，每天跟着姥姥。她们对孩子说：爸爸走了。

为男孩找一个新爸爸的事情，进展艰难。刘红梅的母亲感慨：“自己中意的，人家不愿意要孩子；愿意要孩子的，自己又看不上。”

不只是刘红梅陷入这样的婚姻窘境。事实上，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多半有着极其现实的考虑。“八月十五从上面搬下来（住进板房），九月开始耍朋友，有的就住到一起了。为啥子这么急呢？男的要出去打工，一点家当总要人守着。”

新街，原来隶属于曲山镇的一个山村，现在是永兴板房里的一个社区，原本总人口1177人，地震后剩下了857人，伤亡近三分之一。现在这里的十几对男女中，“没登记的比登记了的多”。

第一对宣告瓦解的试婚关系，是一个49岁的养路段退休工人。他两个子女遇难，一个兄弟有保险，“条件”上佳。一个30岁出头的女子从北川另一乡镇的农村，赶来板房与他为伴。一个月后，遭到了男方父母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女子的名声不佳。

分手的代价，是男方“赔偿”女方几千元钱。

新街的“吴瞎子”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眼有残疾，原来家有门面，条件优厚，刚刚抱上儿子。一场地震夺去了这一切。瞬间变得弱势的他，偏又被无牌摩托车严重撞伤，伤及大脑。原本正在介绍的一个女子，在听到车祸的消息后不再露面。于是，板房区巡夜的人，常能听到吴瞎子的哭声。一个男人，在深夜里泣诉自己的无望。

板房区里贴着各式各样的征婚信息，其中有自称上海退休人员的潘真安，要找“心地善良、贤惠、身体健康的有缘女子”，“最好对方有一女儿，老了有女儿照顾，女儿未婚、漂亮，便于在上海找对象成家，也成为上海人。目前上海的户籍政策很严，要结婚十年，女方才能入籍上海户口。有人故土难离，从没去过上海，不知上海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简言之，上海的繁华和物品的极其丰富，在全国数一数二，有些物品的价格比这里还便宜。”

这张启事上还公布了一个身份证号码，以备查验。

在永兴板房附近住了几周之后，潘真安在失望中返回上海。他本想“这里丧偶的人多一些，没想到她们想要的物质条件那么高。见了七八个，还没说别的，先提出要我代付养老保险”。

在永兴板房的女人们看来，这个上海人是真是假，实难甄别。而在瞬间夺走一切的灾难面前，未来的所有都显得缥缈，也许一切都不可靠。她们提出的要求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点——养老保险。

相形之下，能够找到公务员，实在是令人艳羡的归宿。

2008年4月，50岁的文先萍拿到了离婚证书。5个月后，她成为北川县人大干部段学良的妻子。这个在涪水镇卫生院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医生，因为这一婚姻而得以调进北川县妇幼保健院。她的幸福和喜悦写在脸上。

两人第一次见面，段学良就当着她的面拨通了电话，她听出是打给县长，询问是否可以调动一个医生。他没有征求她的想法，甚至还没有问她“同意不同意”。她当时“有点感动”。初次见面后的第20天，他们登记结婚。

文先萍的同事张小兵，嫁给了段学良的同事唐志国。两个人的儿子都在成都读大学，两人都是乡镇干部出身，这让他们特别“有共同语言”。唐志国提出：将前妻的抚恤金，全部用来供养前妻的父母，还有前妻的孩子。唐志国之前见过的每个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条件，只有张小兵答应了。于是，他们在相识三个月后，登记结婚。

新街社区的一位老者试探着问：“你觉着，这样子成家是不是草率了？”

事实上，很多人坦承“就是比照原来那个人找的”。无论段学良，还是唐志国，都会下意识地在妻子面前提及前妻。张小兵曾经提出君子协定：“你要是进进出出总跟别人说，以前老婆多有文化、多能干，那就不要找我。”文先萍的亲戚朋友都劝她：“跟死人计较什么。”

擂鼓镇56岁的农民刘银虎回忆地震后孤独的感受：“心理上难受。房子没有了，老婆没有了，一个人在家睡了一个多月，急人，急人。”

他现在的妻子，54岁的赵永兰，地震后全家只剩下了婆媳二人和一个小孙女。震后四十多天里，赵永兰每天“喝口水、吃点水果，心里恼火得很”。

她自己也“晓不得”为什么嫁给刘银虎，只知道“他们都在劝我选他”；她最大的愿望，是“过到哪天过不走了，就算了”；她怕两个人都害病，“他也老了，我也老了，两个人相互帮不到了”。一双子女全部遇难后，这个母亲沉浸在长久的噩梦中——“自己养的人没有了，感觉像在做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