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陆章是卖国贼吗？——三个海归的不归路
“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
晚清末年，一桩“太监索妻”的案子让一位年轻律师声名大噪。
年事已高、出宫居住的张姓太监，以300两白银买来暗娼王月贞为妻。宣统退位后，老太监境况日益拮据，王月贞心中暗存打算。一日，趁张太监外出，她收拾细软偷偷离家，并将一纸诉状投向京师审判厅，请求与张太监解除婚姻关系。
张太监人财两空，愤然应诉，要求王月贞返还当年卖身时所得银两。为王月贞代理诉讼的律师，以法律、法理和习惯为依据，丝丝入扣，将张太监的各项要求大部否定。最后，京师审判厅的判决几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不但将赎身价款的支付认定为张太监的自愿行为，“不予返还”，还明确了财产债务问题，不得作为离婚的障碍，并判决准予离婚。
这位律师不是别人，正是1919年5月4日，被热血学子焚毁的赵家楼主人曹汝霖，彼时他尚未背负“卖国贼”的恶名，而是一位律政新秀。
“小曹”25岁东渡日本，28岁学成，与友人在东京开设“法政速成班”，29岁回国，参加清廷为留学生特设的考试，他拿了第二名，被授予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31岁那年，他被西太后钦点入宫详解日本宪制。
以博学、进步姿态出现在晚清时局的曹汝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卖国贼之一，与他“齐名”的还有另外两位日本“海归”——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章宗祥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陆宗舆。
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曹汝霖参与处理对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日本通”曹汝霖是袁世凯的助手之一。
这次谈判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这些条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经暗自侵吞的利益摊开细化。清廷无力清除恶邻之弊，只求画地为牢，圈定其“势力范围”。
外交本是妥协的艺术，而对于弱国使节来说，这妥协中痛苦远大于艺术，29岁的年轻人初涉江湖便知其险恶。
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他发现，日本逾越条约的事很多，对于清政府的抗议置之不理。除日本之外，俄国也在东北大肆扩张。
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致处处与我为难”。
同时他提出利用关系缓和之机，整肃东三省内政，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然而这些建议均未获清政府采纳。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曹汝霖从顾问擢升为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在与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上，还赫然印上了兵舰和机关枪，这份文件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
此后对日数轮谈判交涉，曹汝霖等人日日熬煎其间，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写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徵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陆徵祥跟曹汝霖说起晚清时期，他作为使俄全权大臣杨儒的随从时所见所闻，更令曹唏嘘感慨。
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拍在公案上强令杨儒签字。杨儒以“未获确旨”为由坚不画押。维德诱骗说：“如果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当即驳道：“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头颅耳！”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中风不语，次年病殁。
曹汝霖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被暴打的章宗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
曹汝霖已官至交通总长，章宗祥1916年起作为陆宗舆的继任者担当驻日公使，陆宗舆回国后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与日方的深度关联使得这三个人早已站到了民意的对立面。
五四运动前不久，章宗祥带着他的日籍妻子回国，留日学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太太被吓哭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浓缩为一句话，“愤怒的学生们痛打了章宗祥，放火烧掉了赵家楼。”
章宗祥被打到底有多惨，多年之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档案馆的研究人员通过翻查当年史料，为读者做了还原。
当年6月20日，曹宅管家燕筱亭在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一庭有一份画押证词：“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吧，前门是走不了。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趁着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与学生周旋的工夫，燕筱亭赶紧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出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这家杂货铺老板庆祥证实：五四当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
他在警察厅的证词里有如下记录：“学生又来了很多，把我铺子围了……(学生们)不回去，人都满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
曹家仆人李福，在街上看见章宗祥被打。他在证言中说：“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章宗祥当天被送进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平山远给出的伤势诊断为：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此后两日，章宗祥均无大小便，宛若死人。
开除乡籍，殃及子侄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其子在南开上学，徐铸成先生恰在天津，他记录到，“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苦于办学资金匮乏，四处化缘，并有妙语曰，“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
曹汝霖表示愿意捐助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动了念头聘任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不料，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不得不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并拒绝曹氏捐款。
五四之后，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陆宗舆的家乡海宁也同样不平静，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当年5月13日的万人大会上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并通电全国。
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在陆宗舆的出生地，及当地交通要道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分立三块石碑，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乡人路经此处，均唾骂不止。
1985年，当地人在清理场地时，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此碑现存于海宁市博物馆。
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抗战时期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
光复后戴笠进北京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就是五四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1949年曹汝霖去台湾，后至日本、美国。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抗日战争胜利后，章宗祥迁居上海。近年拍卖行中有他手书苏轼七绝拍卖，“昔年衫鬓两青青，强说重临慰别情。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
陆宗舆1940年担任了南京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病死于北平。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
较早为三个卖国贼说“公道话”的是历史学家萨孟苏，这位生于1897年的老者在自己的回忆录《学生时代》里说：“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