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哀伤多久？”：年轻丧亲子女隐秘的哀与爱

李昀鋆在英国访学时参加当地的追悼会。（受访者供图）

“我究竟要哀伤多久？”

李昀鋆想过，或许是二十一年。她不知道哀伤是否会有期限，失去母亲时她二十一岁，跟母亲在一起的记忆也就这么长，按某种等值规律看，似乎熬过二十一年的哀伤，就能放下。十一年过去，哀伤却从未止息。

时间回到2014年，李昀鋆的母亲突发疾病去世。彼时的她在母亲去世后很快回归校园，继续学业、准备申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看似一切正常。事实上，她的哀伤只是被隐藏起来，她每天都会想起母亲。

“我的哀伤仿佛把我困在了一个有隐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气球里，气球就那样明晃晃地放置在马路中央，周围的人来来往往，但无论我在里面怎样哀痛、发狂，甚至嘶吼，他们即使看到气球，也看不见我，更没有人会撕破气球来救我。”李昀鋆这样形容当时的哀痛。

为了了解死亡、丧亲和哀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生后，李昀鋆选择做一个有关丧亲的研究，想为自己找一个答案。她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出了一封研究邀请信，得到大量的阅读和转发，最终共有191位丧亲者报名。她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访谈，走进65位年轻子女的世界，最终有44位的故事被写入书中。

这些丧亲的年轻子女平均年龄约为25岁。在父/母离世时，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19岁，接受访谈时的丧亲时间平均为5.37年。李昀鋆发现，在这些年轻子女的丧亲叙事中，“节哀顺变”“时间治愈一切”等以往所谓的“丧亲经验”并未奏效。

实际上，他们的哀伤从未放下，更多时候只是不被看见。丧亲的经历冲击着他们原本对世界的认知，他们迫切想要找寻一个答案，重构认知秩序，但往往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外界对于死亡的避讳又在不断加深他们的哀伤。

研究后期，李昀鋆愈发深切地感受到，这项研究不仅关乎自身遗憾，更是这些丧亲子女与她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故事，她将之称为“我们的故事”。而在做文献回顾的过程中，李昀鋆也发现，丧亲的年轻子女群体比想象中的更加庞大，他们约占年轻群体的3.4%-11%。

1917年，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的《哀悼与忧郁》被视作丧亲研究的起源，他提出，个体如果想从丧亲之痛中复原，必须完成哀伤工作（grief work），与逝者实现情感分离。然而，即使是提倡“应该放下哀伤”的弗洛伊德，在女儿苏菲去世后，也曾在与丧子友人的通信中坦承，自己无法放下。

做这项哀伤研究前，李昀鋆也曾以为，通过对其他丧亲者的叙事和研究，自己能与失去母亲这件事和解，但完成研究后，她也未能做到。反之，随着研究的深入，她更加意识到，哀伤与爱其实是一体两面，“放不下的哀伤，恰恰是他们对父母剪不断的爱”。

2025年3月，李昀鋆关于丧亲的这项研究《与哀伤共处》出版。书名来源于她的博士生导师的一门课“Living with grief”，导师翻译为“与哀伤共存”，李昀鋆特意改成“共处”。

她觉得，丧亲者应该是有主动权的，“共存”只是表明“它存在于你的生命里，你未必可以撼动或者改变它很多”，但是“共处”就像一个朋友，“到了你的生命里，你可以学习怎么跟它相处”。哀伤不是病，“我不会想我要消灭它、解决它，我会接纳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代表着我对母亲的爱”。

不被看见的哀伤

李昀鋆想象过奶奶的死亡。奶奶是祖辈里年纪最大的，她们关系亲近。还在小学时，有一次她想到奶奶也许会在某天离开，恐惧得大哭起来，冲到房间里将脑袋死死埋在枕头底下，似乎这样就能将死亡隔绝在外。

这是她唯一一次想象亲人离世，却没想到，更早与死亡会面的是母亲。2014年7月25日，李昀鋆在自习时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得知母亲中风入院，匆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母亲此前有“三高”，但一直规律服药，身体大体康健。在李昀鋆的认知中，“生老病死”，至少得有长期“病”这个过程，才会慢慢步向死亡。可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神志不清，说了一些含糊的话，李昀鋆怎么也听不明白。护士只让家人看了一眼，就让他们出去，继续治疗。

李昀鋆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她与母亲最后一次“清醒的会面”。接下来的三天里，她每天只被允许守在病床边十几分钟。母亲一直处在深度昏迷的状态，她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心电监护仪上那条代表母亲生命的曲线在起起伏伏。

那时候，她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觉得进不去病房，也一定要待在医院里，她相信母亲能感受到她的守候，或许会更有生存意志。她固执地不肯离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