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节哀顺变”，我们还能对丧亲者说什么？

李昀鋆在母亲忌日时拍下的纪念照片。（受访者供图）

在英国访学期间，李昀鋆观察到，身边的人谈起丧亲经历时，语气往往非常自然。她的英国导师专门研究丧亲，和李昀鋆第一次见面时，她已经将自己人生中所有的丧亲经验，包括丈夫、父亲、小儿子是如何去世的，都跟她分享了一遍。学校诊所的评估表格上，“丧亲”也被自然地列入了近期可能影响身心状态的重要事项之一。

在那样的环境中，李昀鋆也逐渐不再避讳。在院系茶水间遇见同事，她会自然地分享自己研究丧亲与哀伤，背后的原因是母亲去世了，而听的人也会顺着她的话接下去，说起自己或朋友的类似经历。

“感觉在那里，丧亲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要藏着掖着的事情。”她说。过去，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李昀鋆一直有意识地向周围人瞒着自己的丧亲身份，直至博士论文答辩，她才向众人公开。

在华人社会，丧亲大多时候被视作禁忌话题，少有人公开谈论。一开始做丧亲研究时，她总是需要向别人解释，研究哀伤是有意义的。每当与旁人提起，几乎所有人都会惊讶：“为什么要研究丧亲？有什么用？”在大部分人眼里，“时间会疗愈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

作为一个丧母的女儿，李昀鋆从未停止过哀伤，即使她表面上依旧在正常生活。她不禁陷入自我怀疑：这个研究真的有意义吗？其他丧亲者的哀伤经验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不会很快就放下了哀伤？在此前的生活中，她从未遇到过一个公开表明自己丧亲身份的年轻子女。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她无从知晓。

招募到合适的受访对象并不容易。为了做一项丧亲研究，台湾学者张淑容曾招募父母在初中时突然离世的年轻子女，可截至论文完成时，她最终的访谈对象仅有3人，而且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而来。

李昀鋆最初同样尝试在熟人网络里撒网，但一无所获；后来又联系了两家提供哀伤服务的公益机构，效果也不理想。最终，通过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的研究邀请信，她才成功招募到受访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访谈，44位年轻丧亲子女的哀伤叙事在她面前徐徐展开，并最终被编织进她的新书《与哀伤共处》中。

“哀伤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帮不到忙”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开始做丧亲研究的？

李昀鋆：研一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去世了。我以为我会处理得很好，我本科和硕士一直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我受过社工的训练，所以一直很想表达自己的情绪，哭得很厉害，也有很多保护我妈妈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遗憾。然后回到校园，回到了所谓的正常生活里，却发现不是这样，整个人很崩溃。

来香港读PhD的时候，我当时想选择Wallace（陈智豪）做我的博士导师，在看他的简介时，我看到他有一个研究领域叫做“bereavement”。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搜就看到那个词叫做“丧亲之痛”，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下看到，我“哐”一下就哭了。后面才知道，原来社工是会提供哀伤辅导的。但是我依然选择避开，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跟我的导师说过，我经历了母亲离世这件事。

第二个学期我们要做一些教学助理的工作，学系自然地把导师的课指派给了我。那门课叫做《与哀伤共存》（Living with grief），它其实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门专门聚焦哀伤与死亡的课程，也是Wallace主动申请开设的。整门课的主题都围绕“哀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