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应有严格的警务系统内部和社会外部监督

专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 

通城警方：“交10万就放人，没钱就带回湖北”　图/向春

南方周末：在这个案子里，当两名湖北警察向当事人家属提出索要10万元，而又不愿提供任何书面证明的时候，从您的角度来看，家属应该怎么办？

王太元：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依法办事。如果你发现警察的行为不合法，你就要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孩子参加赌球，当然是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的。但警察提出让家长交10万元放人，又不提供任何书面证明，这其实就是采取私了的手段。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不适当的，如果警察自己拿了这10万元，一旦查出那肯定是要坐牢的；家属如果接受了这种私了的方式，接下来还想走别的路就很难了。

南方周末：在当时的情况下，家长们是没有别的选择的。如果不交钱，孩子就会被带到湖北去，一旦被带走，家长们都很担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王太元：作为家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这种私了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司法机关来说，肯定是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

如果担心孩子去了湖北出什么问题，可以向湖北的法院和检察院提起司法诉讼，让对方的上下级都明白，如果我的孩子在那边受到任何威胁，出了任何问题，这个官司我是要打到底的。通过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让对方不敢做出违规的事情来。

越是隐秘的、私下的交易，越是让当事人处于弱势。一方面，如果警察的执法行为的确违反法律规定，那就应该由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如果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操作，原本够得上法律追究但对方因此没有追究的话，你就获得了合法权益之外的非法权益。

真正懂得法的人，他都会察言观色，看出你是不是好欺负。凡是想要私了的人，都好欺负。

南方周末：按照规定，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是否应存入公安局在当地财政局的财政专门账户？

王太元：这种钱应该存入公家账户，而不是私人收下去。如果家属能够取得存入款的证据、取出款的证据以及录音证据，只要有这三条，还能把双方联系上的话，证据应该说基本上可以了。

最好是拿着证据直接向对方的监管部门提出来，这个案子越公开、越透明，对于个人来说结果就会越好。

南方周末：这两位湖北警察在收到10万元时，既没有提供取保候审决定书，也不愿意出具任何收据。是否因为湖北警方在上海异地办案，就可以先收钱再回去补办取保候审的相关手续呢？

王太元：首先，不管什么钱，就算是私人收了钱都要开个收据，公家收钱更要有严格的依据。俗话说“官凭文书私凭印”，哪怕是民事交往，你也应该出具收据，如果这都没有，还怎么能称为执法呢？没有任何依据，就是收黑钱。

既然在前期拘留当事人时可以由上海警方协助提供刑事拘留证，那办理取保候审的时候也可以请上海警方协助办理取保候审的相关手续。

如果说确实因为异地办案，手续办理上有延迟，至少现场可以出示私人的证据，证明你收了10万元钱，比如“我拿了谁的10万块钱，因此孩子不带去湖北了，回去补手续”。如果你写了书面手续，对方认可，那作为简易程序也是可以的。你不出具任何手续，能证明你这是什么行为？这本身就是违法办案，就是索贿，私放人犯。

南方周末：现在留在家长手上的有一份银行存款凭证，证明钱是存入其中一位警察妻子的银行账户的，这是否能够算作湖北警察留下的凭证呢？

王太元：银行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执法主体。除非上海警方作为协助单位出具凭证，他们能开出拘留当事人的法律文书，也能代湖北警方开出一个取保候审的简易文书。

南方周末：警察的执法工作有着严格的警务系统的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这是如何实现对警察的监督的呢？

王太元：任何法治社会的法治行为，都要依法才能办到。作为群众要监督警察，首先你要知法守法，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办。人家什么票据都没给你，就要收你的钱，这就是要私了，如果你默许了这种行为还怎么监督？

要想监督别人，首先自己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一个连自身权利都不了解的人，是没法监督警察执法的。

如果警察合法执法，公民当然应该合法地配合；如果他非法执法，你也有抵制的权利。他在非法的时候你也想用非法的方式抵制他，这样就不好办了。依靠公民用自己的自然反抗来监督执法是错误的，要么走向梁山好汉的方向，要么就是走向贿赂警察的方向。如果群众发现了警察违规执法的行为，可以向公安法治部门、公安督导和纪委等专门的监督机构反映，越透明越详尽越严密越好。

任何一个警察，想用非法的手段实现合法的手段，那他是大错特错的；对于群众来说，至少是背道而驰的，是达不成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