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共同体的前景

■正治意见

人的心灵是丰富的，除了基于利益计算服从既定的制度之外，也像孟子所说具有追求善、自由、尊严的“善端”，或者如斯密所说，具有某种道德感。正是这种自然的心灵趋向，展示了打破旧的不合理制度的可能性。

    大学的行政化、商业化，已经并且还在继续毁灭本来就没有多少大学精神的大学。去年接连发生邹恒甫事件、张鸣事件与何志毅事件等大学人事纷争。人们不免要问：行政任命的院长有没有资格评定教授的业绩？大学教授、大学系主任究竟该由谁来遴选、谁来免职？是由教授还是行政官员？
    今年一开年，又爆发出两件师德丑闻：中山大学微生物专业的艾云灿教授对学生施行魔鬼教授法，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干脆当众斥骂学生，甚至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人们会问：大学教授何以如此粗鲁、缺乏教师的基本职业伦理？这样的教师，又何以赢得学生及社会的尊敬？
    很多人已经指出，这些大学丑闻均源于大学的制度扭曲。大学行政化导致行政权力全盘控制大学，行政标准替代学术标准；而权力会腐蚀教授的心灵，权力精神会冲淡教师伦理。教师为了完成行政确定的任务指标，倾向于采取反常的教学手段。比如，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有鉴于此，很多人呼吁变革大学制度，从根本上调整大学与行政的关系。
    不过，制度固然至关重要，但并不可能制度决定一切——假如制度决定一切，那么人被制度锁死，制度也就没有变革可能了。好在，人不可能完全被制度塑造成为程式化的机器。人的心灵是丰富的，除了基于利益计算服从既定的制度之外，也像孟子所说具有追求善、自由、尊严的“善端”，或者如斯密所说，具有某种道德感。正是这种自然的心灵趋向，展示了打破旧的不合理制度的可能性。
    在政法大学师德事件中，人们能看到这样的亮点。两位年轻学者毅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明确提出“教师伦理”问题。这是与上个年度的教授人事事件不同之处。在那次事件中，当事人过于关注私人之间的恩怨，使相关事件的公共性未能充分彰显。他们的同事与整个教授群体，对此事件也没有公开而明确地表明态度者，看热闹者似乎居多数，人们也热衷猜测背后的人事纠葛。可以说，这种态度是大学教授们目前面对大学种种乱象的习惯性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大学的行政化、商业化深为不满，希望有一个相对纯洁的学术、教育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又都觉得，这事轮不到自己管，不妨采取一种与世俯仰的态度。典型的例子是，对于目前高度行政化的大学教学评估，教师们在私下里甚至在院系公开场合冷嘲热讽，但一转眼，很多教师却又配合行政安排，参与甚至组织学生造假。
    这种人格分裂、玩世不恭，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通病，商人、公务员、大学生、媒体从业者，多有如此者。制度万能论可能塑造了这种机会主义心态。既然什么都是制度造成的，而个人显然不可能变革制度，所以，干脆就什么也不要做，或者心安理得地享受不合理的制度带给自己的好处。经济学家会说，个人如此选择是很理性的嘛，制度有漏洞，官员当然会腐败——这已经成为官员们在法庭上做检查的主要说辞了。
    但在师德事件中，一些教师跳出了这种制度万能论的逻辑。他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弱，但道德意识促使他们不愿轻易地认可不合理的制度，也不愿轻易地对不合理制度下人们扭曲的行为表示道德上的认可。他们除了要求自己信守教师伦理之外，也对自己同行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
    这可能是教授共同体在当代形成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中国有成千上万教授，却不存在一个有机的“教授共同体”，因为，教授们缺乏基本的道德自觉，内部缺乏必要的伦理监督机制。看到同行做一些明显违反师德的事情而漠不关心，最终导致整个教授群体遭到社会的嘲笑，不合理的大学制度也日趋扭曲。
    师德事件当事人的努力能在教授、教师群体中引发多大反响、多少反思自省，无人可以预测。但是，如果教授共同体缺乏精神自觉，那大学就会走向深渊，而社会也会跟随大学一路堕落。
    （作者为宪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