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忆孔罗荪

《文艺报》原主编孔罗荪（1912-1996）。

上世纪八几年到九几年，我几乎年年要到北京，起先最重要的是看母亲，母亲去世后，主要是去看我哥我姐。去大多是住我姐那儿，只有最后一次，赵蘅一个人了，是住她那儿的。北京、上海两个地方，是朋友最多的，到了北京，看望朋友，和朋友聚，是少不了的。像刘北汜、杜运燮这些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或是中西的桂慧君，就聚得更多了。照例会去看望的，还有孔罗荪和严文井。

一、文联旧事

和孔罗荪早就认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一解放就成立了南京文联，赵瑞蕻和我都加入了，孔罗荪是文联负责人之一。

在我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也是南京文联的鼎盛期。不像现在，学校的人和搞创作的是两拨人，学者归学者，作家归作家，那时的文联，差不多文化人都在里面，以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授为主。当然胡小石、陈中凡、范存忠这些名教授是挂名的，重要场合出现一下，基本上是不过问的。

真正管事的是孔罗荪、郑山尊、李世仪。他们各自具体的职务记不清了，反正工作都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三人都是地下党，都没架子，对胡小石、陈中凡这些长辈都是恭恭敬敬的。

郑山尊做地下工作时的一段经历，不知是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周围的人都知道。是说有一次他们的组织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他们的联络点，在场的人都被抓了，上了一辆卡车，郑山尊当时刚从别的地方过来，看见他的同志在车上，没留意那些穿便衣的特务，以为要一起去哪里，汽车刚刚启动，他在后面追着喊，还有我哩!等一等！车上的同志作声不得，眼睁睁看着他爬上来。就这么被捕了。我听了这事乐坏了，见面了就开他的玩笑，说他是“自投罗网”，他也不以为忤，一笑了之。

当时南京文联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没觉得孔罗荪、郑山尊他们是官，在他们面前也没有上级、下级的意识。

有意思的是，“三反”时他们这些当领导的还小小紧张过一阵。“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原本和文艺界没什么关系的，孔罗荪、郑山尊他们几个文联头头也被牵扯进来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到新建的“南京会堂”看话剧，有天晚上又去看演出，一眼看见售票窗口上方贴了张很抢眼的大字报，题目忘了，内容是指责他们不该提议修建南京会堂，说这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浪费，对人民犯了罪。根源是世界观没改造好，立场有问题。还提到的一件事，是在文联机关所在地香铺营那栋小二楼上，弄了个类似会客室的地方，稍稍布置了一下，美其名曰“文艺沙龙”。

记不得南京会堂是不是为演话剧而建的，后来倒是成了江苏省话剧团的固定演出场所。之前南京戏院、电影院不少，专门演话剧的地方是没有的，话剧属于“五四”以后的“新文艺”，罗荪他们大概有扶植话剧的考虑，没想到成了罪状。奢侈才说得上“浪费”，其实南京会堂一点也不富丽堂皇，很朴素的，除了舞台看台，就是边上有了走廊，不必跑到外面去找厕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