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虎：再一次离开爸爸 | 到此的路程

徐小虎姐弟三人与库特纳夫妇的孩子在华盛顿合影，后排左三白衣女孩为徐小虎。作者供图

1945 年到1949年四年时间里，我们全家能够天天住在一个房子里共享欢乐。当时未能预知，那一闪而过的岁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享受合家欢的最后时日了。1948年秋，上海马克谛耶女校开学之后，我又开始住校，只有周末在家，如同在歌乐山的那四年一样，但父亲当时有一段时间在上海教书，就住在家里。在歌乐山的抗日时段，爸爸每个周日晚下山回到重庆市，每周五下午再从城里回到歌乐山八块田13号小黑泥屋的徐家度过周末的家庭团圆时光。我这一辈子能跟父母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只有在南京出生后的最初那三年，驻罗马的四年，还有二战后在上海的那四年。度过了远离爸爸、小玉在柏林诞生的那一年以后，大家有幸能在罗马享受合家欢整整四年。但因为每天三餐大人孩子都在不同餐厅用餐，其实也没能天天真的和他们轻松地相处、拥抱。能够一起相处一直是一种非常“例外”的高潮，让我比较慎重地看待见到父母，特别是爸爸的机会。

现在回头看，尽管能感觉到当时家庭内在的温暖、爱护、彼此相处的行为，但实在不及我们每个孩子后来在美国自己组建的家庭的那种亲切感，的确一点儿都不像。因为我的父母算典型的19世纪欧洲文化背景下的家长，基本生活是和子女们完全分开的，我们从来不像朋友，而比较像校园里的师生关系，即 “孩子可看到却不得听到”——在当时的大人世界里，孩子不能打扰他们——的那种状态。

那时，我在最不喜欢的都市生活中成长，过了十二岁生日，仍保持当年在歌乐山岚歌野舞的松树群和野杜鹃盛开的大自然中的那种无限自由的心态，坚持停驻于独自隐思的世界里，听不到马路上高跟鞋或汽车喇叭的声音，不参与同班同学的那些游戏或聊天。唯一享受的都市消遣就是出门看电影。每周六跟父母要钱买一张票，和端木仪民到附近的杜美小电影院，或者走长一点儿的一段路到更大的大光明电影院去看贵一点的电影，度过远离现实的下午。我们很多礼拜六就是这样过的，走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回家过周末，但还是有人在关心国家的事情。周五下午大家带包回家时，几位深思的学姐们会留在学校某一个教室里开会——很秘密的会议。那是高中学姐们组织的，我听说也去参加了。她们报告共产党军队快要打进上海市了，拿下上海就会开始建造工厂、医院、铁路，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至少到高中，还有全民健康保险等等。每次我都兴奋地拍桌叫：赞！赞！

有个周六，我和端木仪民骑着脚踏车跑到郊外的虹桥地区，考察当地农民的生活，发现有个国民党士兵正在强迫一位农夫用手和锄头在自己的田地上建造一个军用的碉堡或哨岗，为了抵抗共产党军队。农夫不知道怎么做，士兵就踢他，用刺刀长枪当棍子来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