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 梁任公吓死王静安?《梁启超家书》为胡适之说提供佐证
通常所说的“叶德辉吓死王国维”,我们看梁启超的家书,知道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梁。胡适晚年谈话又认为“梁启超吓死王国维”。“谁吓死谁”这种说法,确实简单粗暴了一点,王静安先生是被自己极度悲观的心理所杀,其他的都是外部刺激,只是导火索。而任公对他的碎碎念,不说更直接、更强烈,最起码也是和叶德辉之死等同并列的外在刺激。这一点,梁任公大概是不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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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一般认为,王国维1927年6月2日投湖自尽,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叶德辉被北伐军所杀这件事,确为原因之一。王国维物伤其类,觉得北伐军打过来自己下场一样,于是选择了自杀,这就是流传最广的所谓“王国维是被叶德辉吓死的”。这种说法最早出于何处?出于梁启超的家信。最近我因为查个东西,无意中看到胡适有别的看法,偏偏又与梁任公有关。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9月20日云:
胡颂平又问:“任公先生只有57岁。看他50多岁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先生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的了;而他没有那么多门生故旧,逃到哪里去呢,所以就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二人所论是三十四年前旧事。胡适认为王国维之惶恐并非来自湖南之远,而是来自梁启超的近处“传染”。曾以廉值购得一册林洙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如果按胡适说法,是梁启超传播了恐惧,那么我想他对清华国学院同事王国维说的话,也会对自己的家人讲。果然,任公给孩子们的信早在半年前已涉及局势问题,其态度及心情相当程度地体现在家书里。1927年1月2日“给孩子们书”就说: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洋]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致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这段话我们略作分析,首先,他把目前的形势拟于明末之巨大变动,并语涉奴变,乱杀滥砍,皂白不分,形势极为严峻。第二,巨大变动之后或会迎来统一,但于统一后之局面未抱任何幻想。不言“一战”,转言“一拼”,可以看出任公可能作最坏之打算。说明他把这次大变动预想得足够巨大。
半个月之后,即1927年1月18日,大概是之前梁思永在信里热烈讨论时政问题,任公“给孩子们书”当然要祛疑解惑,在精神上锻炼他的子弟,主要讨论“北伐之后有没有光明”,信里说: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如此,何况你们青年们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从前广东出发的军队,纪律的确不坏(也因为有钱),现在收编烂军队,日日增加,纪律已大不如前。
任公说“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说明他对三民主义不抱希望。一方面认为旧军阀是万恶的,但他们是分裂的,自己并不害怕,反而是一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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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