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贺淑芳：写女性自己的历史

贺淑芳，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曾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时间边境》《湖面如镜》和长篇小说《蜕》。（小路摄影 图）

写作最初十年，贺淑芳没听到太多回声。

“实在是非常非常孤单，像在冷水中游泳，一定要继续游下去，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放弃了，我就没有了灵魂，我的人生剩下了心口的一个大洞，我会带着这个大洞死去。”

当时评论者很少，大部分是男性，通常来自学校和研究所。

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月树书店见面，作家和媒体人常去那里。店里有许多性别议题书籍，老板刘艺婉是位诗人。她在一篇评论中写道：“那些心理转折，那些微妙的情感变化，种种细节，贺淑芳用心刻画，那都是女人自己熟知的细节，也造就她的小说动人之处。”

说着说着，贺淑芳离开沙发席地而坐，不用再居高临下，拿饼干更顺手了。

她携带了一只不大的行李箱，离开书店就要赶飞机去新山。她的丈夫在这座南方城市教书。飞行全程一小时，坐火车还要换乘，票价便宜不了太多，却得多花六个小时。

“为什么你那么吵，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故事从童年开始，贺淑芳家在两座大房子中间小小的房子里。邻居富有，一家开电器行，另一家开米较厂（注：在一些东南亚地区，对碾米厂的传统称呼），把稻谷加工成白米。吉打州是马来西亚的米仓，四面八方都是稻田，宽阔明亮，一望无际。人们把收割之后的稻茬烧掉，过一段下雨又播种。绿色、黄色、黑色循环着，周而复始。

很多田地由马来人耕种，稻米要卖给政府或有执照的米商。同样，米较厂的大多数工人是马来人，来自附近的甘榜——马来语“乡村”的音译。稻谷给送进机器过滤，白米喷出来。过大概一个月，谷壳屑会积累成一座黄色的小山。

贺淑芳常跑去爬一两层楼高的谷屑山，招来老板女儿的指责：“你不可以爬这么高，这是我家的，地也是我家的！你们租的屋子也是我家的！”她总向老师举报：“贺淑芳在家里跟婆婆讲客家话！”这里的“婆婆”指祖母。

学校倡导讲华语，但管不到家里，老师却照样打手掌惩戒。贺淑芳觉得老师偏心，后来才想到邻居是学校的董事。小学头两年，她总是受欺负的。学习不好，又喜欢大喊大叫，不管哭还是笑都比别人大声。

我小时候脑海里全无女孩举止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父母也没有特别约束我，小孩陆续出生，他们得车衣，照顾养育，忙得不得了。每当我遇到高兴的事、好笑的事，就会大声笑。惊讶的事，比如一条蛇出现在课室门口，也会大叫，声音毫无节制。被同学欺负，被同学抓一条蚯蚓黏在脖背上，被男孩掀裙子，被同学从书包里抽走我的水瓶、饭盒，笑它丑，知道自己被欺负，本能地就会愤怒大叫。会放声大哭，而不是低声泣鸣。声音当然是从身体里按本能发出。哭声响亮，是因为我觉得愤怒委屈得让它传出老远。但费解的是，事件往往会给扭曲成另一个样子：从隔壁班过来的老师，厌恶地看着我，吵什么吵。焦点变成了，为什么你那么吵，一点都不像女孩子。在学校的集体生活里，最小的学生面对的倾斜几乎永远不会获得平衡，因为那时我们还没学会叙事。

欺负和嘲讽仿佛定谳，似乎永世不得改变。直到贺淑芳十岁时表姐去世，悲伤又温柔的大姑妈搬过来，又打开楼上的书橱，事情才有了变化。两个人一起坐在新修的厕所边看书，功课突飞猛进，她也越来越内向。

功课排到前三名，欺凌戛然而止。她如履薄冰，却继续犯着大人眼里的错误。老师要发泄压力，当然会选择家庭没威胁的学生。明白原理就让功课一直很好，她成为大家心目中那个学习优秀的文静女孩。

整个童年她都希望摆脱隔壁女孩的监视，又每每落空。这令她痛苦。她常感觉性带来了“某种很古怪的东西”，而阅读出乎意料地带来了智性成长。她甚至羡慕同学上补习班，父母否决：你看他们的爸爸是做什么的？没办法，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