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复古与过激而外，竟无正途乎？” | 周轶群读《吴宓文集》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吴宓。

赵毅衡之问

我虽然有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的学位，但多年来，我对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吴宓（1894-1978）一直所知甚少，实在说不上来他到底有何主张和成就。我这种情况可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出身的学界前辈赵毅衡先生著有《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一书（2003），多次重印和再版，颇有影响，其中一章以吴宓为主角，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为什么吴宓号称大学问家，门生遍天下，却一生没有学术或文学成绩可言？”（2013年扩编版，四川文艺出版社，第88页）这一发问的统计学根据来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吴宓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中所附的《吴宓先生著述要目》。除了一部诗集（《吴宓诗集》，1935），一本后人整理的讲课提纲（《文学与人生》，1993），以及1923-1925年间发表的三篇译文（1936），吴宓的论文“总共九篇，大半是1922至1923年发表于《学衡》的文字，自1925年后，直到吴宓去世，半个世纪，总共只有一篇文字：1936年刊于《宇宙风》的《徐志摩与雪莱》。述而不作的孔子，也没有如此吝笔”（《对岸的诱惑》，第88页）。

对吴宓“学术或文学成绩”的认识，不管是就数量还是性质而言，在过去二三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1990年代以来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以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相应重估。本来因“反动守旧”而长期受到打压的吴宓，能够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获得一席之地，本就是这种反思和重估在初级阶段的一个体现。这一进程在三十年间得以持续发展，吴宓之女吴学昭不懈从事的吴宓著作整理工作功莫大焉。在《文学与人生》（1993）和《吴宓自编年谱》（1995）之后，吴学昭相继整理出版了《吴宓日记》（十册，1998）、《吴宓诗集》（2004，比1935年版增收了1934至1973年间的六百多首诗词）、《吴宓日记续编》（十册，2006）、《吴宓诗话》（2007）、《吴宓书信集》（2011）、《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2012）、《世界文学史大纲》（2020），以及最近的《吴宓文集》（三卷，2024）。

《吴宓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共收录约三百篇文章，分为两大类：著作（两卷）和译作（一卷）。这些文章几乎全部作于1949年之前，其中有六十篇左右先前曾收进《吴宓诗话》、《世界文学史大纲》、《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孙尚扬、郭兰芳编，1995）、《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徐葆耕编，1998）、《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段怀清编，2009）、《红楼梦新谈：吴宓红学论集》（周绚隆编，2021）等集子，其他的据我所知都是根据报刊或手稿首次整理出版。这三卷文集的出版，为通读吴宓学术著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吴宓的多重身份（西洋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教育家、诗人、评论家、报刊编辑），以及贯穿所有这些身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精神，通过各种不同的文体，得到了比从前更为丰富全面的展现。

《吴宓文集》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

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精神

首先，应该没有疑问的是，若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通盘掌握，吴宓在他那一代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在这一领域留下的文字，《文集》中可见以下主要形式：1）文学和文学史专题研究；2）作家评传、诞辰纪念、逝世悼文； 3）书籍和文章评介；4）译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