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记事】夺“性”车祸
接连碰壁后，今年２月１０日，脸色煞白、浑身散发异味的李光模，面无表情地坐到报社门口，媒体成了他最后的“稻草”。
今年４月１６日深夜１１时３２分，２０岁的李光模乘上了返乡的火车。一年前，他从贫苦的农村走出，满怀憧憬去外省打工；一年后，他拖着病痛的身体，回到家乡来治病。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性”，还让他挂上了导尿管，以解决一天２４小时的内急。
此时夜深人静，李光模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个２０岁的小伙，在下班途中突遇车祸，由于无力支付手术费，被大约两三万元的手术挡在医院门外。
李光模出生在贵州省麻江县一个农民家庭。去年４月，他只身到绍兴，进入一家金属制品厂打工。同年 ５月２８日，原本下午３点下班的他被通知加班，直到傍晚６时，他才下班骑着自行车赶往出租房。路上，迎面一辆大货车急驰而来，李光模被撞倒至昏迷。醒来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尿道被撞至断裂。
对这起事故，交警很快作出认定：李光模与大货车司机负同等责任。货车司机支付了近８万元医药费后，停止向医院交钱，只是嘱咐李光模去打官司，并说法院判他赔多少他就赔多少。由于拖欠医药费，耐不住催讨的李光模偷偷地搬出了医院。尽管在住院治疗时做过尿道吻合手术，但手术失败了，他惟一的想法是凑钱再去做手术，这样才能解决生活不便，更重要的是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钱从哪里来呢？李光模想起自己的家：两年前父亲患病花完了积蓄，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惟一的妹妹已出嫁，经济条件一般。至于亲戚朋友，在他住院时早已借遍了。经好心人指点，他去找了劳动部门，因为上下班途中出车祸可视为工伤。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上岗证、工资单等任何物证，李光模的申请材料被劳动部门退了回来。尽管后来总工会介入调解，但企业声称当天厂里没有加班，李光模不是下班途中出的车祸。事情不了了之。
接连碰壁后，今年２月１０日，脸色煞白、浑身散发异味的李光模，面无表情地坐到报社门口，媒体成了他最后的“稻草”。
“因为下身的伤口不能沾水，我不敢洗澡。”见到我，李光模说话没有遮掩。我陪同他去金属厂找厂长。“还是让他去打官司吧，法院让我赔我就赔。”厂长很和气，但对于李光模为何未签劳动合同等问题，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第二天，我又带李光模找律师。“工伤申请证据不足，只能按人身损害主张权利，但治疗没终结，评伤残比较困难，上诉的话赔偿问题无法计算，还是先做好尿道吻合手续。”律师建议。李光模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跟在我身后。
像李光模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他们经受着工资纠纷、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旦遇上这类意外事故，捉襟见肘的他们无法抗拒，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媒体的呼吁上。他惟一指望的是我的报道。３月２日，我以《因为车祸尿道被撞断，２０岁小伙每天挂着导尿管生活》为题，报道了李光模的困难。这之后，同情的人不少，也有人拿出一点钱，解决李光模一时之急，但相对于其医疗费用则显得微不足道。
转眼春节临近，李光模却过年不回家。其实李光模心理隐藏着话，让我忍不住给金属厂的厂长打了个电话：“他是你们的员工，曾经帮你创造过效益，现在过年都过不了，你应该帮帮他。”当天下午，李光模收到厂长送来的１０００元。春节过后，李光模又来报社找我，说他已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６０００元钱，加上借来的一点，凑了１万多，准备去上海做手术。不过这次，他向我透露了藏在心里更大的隐忧：性功能可能在车祸中丧失。他说他不在乎这个，他更担心尿道吻合手术是否能成功，否则日后无法工作。在我的鼓励和牵线之下，他去杭州一家医院进行了性功能鉴定，结果正如他所担心的。
这样的结果没有击溃李光模。３月下旬，他去了趟上海，因尿道感染严重，必须将尿道炎症先消除后才能做手术，且手术费用保守在３万元。他走投无路，只好回绍兴了。
在有着上百万外来人口的城市中，车祸中受伤无钱治疗已困扰着不少人。出现这样的事故，原因虽不尽相同，但像李光模这样，仅从媒体上去呼吁，靠善良的人伸出援手，像买彩票一样充满着运气色彩，远远不如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更有保障、更有长效。
新交通安全法（２００４年５月开始）实施４年以来，尽管提出要建立道路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但在经济发达、私家车普及的绍兴，乃至浙江，这一基金仍停留在纸上，如果该基金成立了，李光模早已甩掉尿袋子了；如果企业用工更规范些，李光模能顺利地申请工伤，那赔偿问题或许轻而易举；如果没有城乡户籍两元制，李光模没有被视为外地人的身份，他或许可能从慈善机构领取一笔救助金，解燃眉之急。
现在李光模在老家一家正规医院里进行治疗，但手术还没有做。不管手术如何，他说与货车车主、企业间的官司，一定要打的。
我已经帮他找好了律师。
此时夜深人静，李光模的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个２０岁的小伙，在下班途中突遇车祸，由于无力支付手术费，被大约两三万元的手术挡在医院门外。
李光模出生在贵州省麻江县一个农民家庭。去年４月，他只身到绍兴，进入一家金属制品厂打工。同年 ５月２８日，原本下午３点下班的他被通知加班，直到傍晚６时，他才下班骑着自行车赶往出租房。路上，迎面一辆大货车急驰而来，李光模被撞倒至昏迷。醒来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尿道被撞至断裂。
对这起事故，交警很快作出认定：李光模与大货车司机负同等责任。货车司机支付了近８万元医药费后，停止向医院交钱，只是嘱咐李光模去打官司，并说法院判他赔多少他就赔多少。由于拖欠医药费，耐不住催讨的李光模偷偷地搬出了医院。尽管在住院治疗时做过尿道吻合手术，但手术失败了，他惟一的想法是凑钱再去做手术，这样才能解决生活不便，更重要的是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钱从哪里来呢？李光模想起自己的家：两年前父亲患病花完了积蓄，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惟一的妹妹已出嫁，经济条件一般。至于亲戚朋友，在他住院时早已借遍了。经好心人指点，他去找了劳动部门，因为上下班途中出车祸可视为工伤。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上岗证、工资单等任何物证，李光模的申请材料被劳动部门退了回来。尽管后来总工会介入调解，但企业声称当天厂里没有加班，李光模不是下班途中出的车祸。事情不了了之。
接连碰壁后，今年２月１０日，脸色煞白、浑身散发异味的李光模，面无表情地坐到报社门口，媒体成了他最后的“稻草”。
“因为下身的伤口不能沾水，我不敢洗澡。”见到我，李光模说话没有遮掩。我陪同他去金属厂找厂长。“还是让他去打官司吧，法院让我赔我就赔。”厂长很和气，但对于李光模为何未签劳动合同等问题，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第二天，我又带李光模找律师。“工伤申请证据不足，只能按人身损害主张权利，但治疗没终结，评伤残比较困难，上诉的话赔偿问题无法计算，还是先做好尿道吻合手续。”律师建议。李光模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跟在我身后。
像李光模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他们经受着工资纠纷、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旦遇上这类意外事故，捉襟见肘的他们无法抗拒，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媒体的呼吁上。他惟一指望的是我的报道。３月２日，我以《因为车祸尿道被撞断，２０岁小伙每天挂着导尿管生活》为题，报道了李光模的困难。这之后，同情的人不少，也有人拿出一点钱，解决李光模一时之急，但相对于其医疗费用则显得微不足道。
转眼春节临近，李光模却过年不回家。其实李光模心理隐藏着话，让我忍不住给金属厂的厂长打了个电话：“他是你们的员工，曾经帮你创造过效益，现在过年都过不了，你应该帮帮他。”当天下午，李光模收到厂长送来的１０００元。春节过后，李光模又来报社找我，说他已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６０００元钱，加上借来的一点，凑了１万多，准备去上海做手术。不过这次，他向我透露了藏在心里更大的隐忧：性功能可能在车祸中丧失。他说他不在乎这个，他更担心尿道吻合手术是否能成功，否则日后无法工作。在我的鼓励和牵线之下，他去杭州一家医院进行了性功能鉴定，结果正如他所担心的。
这样的结果没有击溃李光模。３月下旬，他去了趟上海，因尿道感染严重，必须将尿道炎症先消除后才能做手术，且手术费用保守在３万元。他走投无路，只好回绍兴了。
在有着上百万外来人口的城市中，车祸中受伤无钱治疗已困扰着不少人。出现这样的事故，原因虽不尽相同，但像李光模这样，仅从媒体上去呼吁，靠善良的人伸出援手，像买彩票一样充满着运气色彩，远远不如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更有保障、更有长效。
新交通安全法（２００４年５月开始）实施４年以来，尽管提出要建立道路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但在经济发达、私家车普及的绍兴，乃至浙江，这一基金仍停留在纸上，如果该基金成立了，李光模早已甩掉尿袋子了；如果企业用工更规范些，李光模能顺利地申请工伤，那赔偿问题或许轻而易举；如果没有城乡户籍两元制，李光模没有被视为外地人的身份，他或许可能从慈善机构领取一笔救助金，解燃眉之急。
现在李光模在老家一家正规医院里进行治疗，但手术还没有做。不管手术如何，他说与货车车主、企业间的官司，一定要打的。
我已经帮他找好了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