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学者杨斌：在“边缘地带”打量中国与世界

（沈煜/图）

一个读党史的年轻博士生决定去看世界

在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后，杨斌幸运地得到系领导的认可，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助教。1996年，24岁的他决定去看看世界。当时，他是人大中共党史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对一个来自浙西农村的青年来说，这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已足够励志。

他从小是村里公认的读书种子，高考“跳龙门”进了人大，被分到中共党史系学习中共党史；本科毕业时，因为不好找工作，他接着读了本系的硕士，1996年留校任教，同时接着一路读博士。

未来的人生道路看着稳妥、清晰，又略有些乏味——这是1990年代中期，即使在重点高校，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还不多，而他是少有的本硕博一口气连读的，是同事里最年轻的一个。

“我就有个念头，想出去看看，见见世面。”于是，他考GRE、托福，然后申请学校。1998年，做20世纪中国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柯临清到北京访学，代表美国的东北大学面试了他。最终，他拿到了该校历史系的奖学金。

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信息还比较闭塞。来美国之前，杨斌不清楚什么是世界史、什么是全球史，以及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区别。美国东北大学是西方学界最早提倡新世界史的大学，于1994年开办全美第一个世界史中心，招收世界史博士生——由研究非洲史和黑奴贸易的学者帕特里克·曼宁发起并担任该中心主任。

在位于波士顿的校园里，杨斌发现自己困难重重。首先是外语关。虽然托福、GRE成绩都不错，但他自嘲当时的外语能力仅是应付考试，“最擅长完形填空”，上课完全听不懂教授们在讲什么，至于他们布置的参考书目，他也读不懂，只能硬着头皮对付，实在难以对付时只好“耍赖”。幸好导师们还比较宽容，理解他的难处，留足时间让他适应。

另一个挑战是来自专业领域的。全球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的北美。当时，正是两大阵营“冷战”高潮。一些学者不满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史研究框架和模式，认为它们无视、割裂甚至破坏了全球性的因素和动力。于是，他们倡导跨地区、跨国界、跨文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以构建起一个联系的、互动的人类共同经历。全球史的出现，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反思，旨在解构带有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的旧世界史体系。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海贝，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年），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视觉中国/图）

这也意味着进入该领域的学者需要具备跨区域、跨文化乃至跨学科的研究能力。“但我连一个领域都没有。”多年之后，杨斌告诉学界友人们，自己当时其实连中国史都没有正经学过。“真不是谦虚。那时，我对中国史的了解只停留在高中课本，就是在大学阶段，我们也只上了一学期近代史，然后又回到本专业了。”

精神压力最大时，他一度想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史学者黄宗智教授门下做纯粹的中国史研究，觉得障碍也许会少一些。

在摸索、挣扎和摇摆中，杨斌慢慢地在全球史训练中找到了一直想追求的乐趣。“大概在两年前后，我发现全球史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是关注跨区域、跨文化的交流，因此可以看到很多新的东西，而这些是你一般在研究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历史中看不见的。”

等到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并确定研究课题时，他选择延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路子，以文明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