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经济学研究是我跟世界对话的方式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因为晨间有写作安排，我和张丹丹的采访约在上午10点。当晚她需要给项目合作方提交一份三万字的结题报告。作为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她的日程常常严丝合缝，只有早晚能挤出些时间“写自己的东西”。

这次的项目合作方是国内某头部外卖平台。她坦诚地梳理着背后的逻辑，“中国可能是灵活就业人员占比最高的国家，大国才能有大平台，大平台才能促进这种新业态滚雪球般壮大。而大平台积累的数据也可为研究提供素材，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这次采访前不久，我与《优秀的绵羊》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有过一场对话。后者向我回忆起青年时在学术职业发展道路上的价值迷茫。这位前耶鲁大学助理教授最终离开了学术界，成为一名作家。十年过去，在非升即走、长聘压力和绩效考核的重重裹挟下，许多青年教师对如何坚持好奇心和自主性的困惑仍然突出。在我的预设中，张丹丹的履历足够亮眼，她的学术发展路径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回答。

张丹丹将自己定义为一名“非典型学者”。

2012年，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张丹丹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助理教授。那时，为了进行自主的数据收集工作，国内多家高校在筹办调查研究中心。北大、清华和人大都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以量化社会科学为核心领域，研究方向涵盖社会分层、人口变迁、社会治理等主题，注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中国社会问题提供政策依据。

彼时国内具备长期社会调研经历的学者并不多。张丹丹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人口学，硕士阶段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师等进行中国劳动经济方面的研究。2001年，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起了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项目的首轮调查。此后，项目组每年都会出一本《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绿皮书》，以观察和追踪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迁。

当时的中国正值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掀起“下岗潮”，团队要关注转轨期的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探讨社会保障优先次序与瞄准机制；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开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团队要观察劳动力市场冲击与居民就业、生活、人力资本投资变化，预测加入WTO对就业的长期、近期影响……作为项目组成员，张丹丹需要在基层接触各类劳动者，收集一手资料再做研究。

2005年起，她继续攻读博士，师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与商学院研究院孟昕教授。随后，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后者发起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该调查旨在记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理解现行制度对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影响。此后，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便成为张丹丹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北大任职后不久，张丹丹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机会——在南方某沿海城市的监狱，就“留守儿童与犯罪”展开抽样调查。张丹丹的博士论文曾有一章专门研究农民工犯罪。这次调研给了她从宏观到个体的纵深窗口。

然而，这个让她非常兴奋的机会最初并不被外界看好。理由很现实，根据当时的评聘制度，新入职的教师须在6-8年预聘期内达成既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绩效指标，方可获评长聘教职。相比开“新坑”重新“挖矿”并承受“是否真有矿”的不确定性，常规路径是将博士论文完善后发表。此外，风险还体现在研究经费上。新入职的年轻学者经费有限，为了凑齐调研资金，张丹丹将安家费、科研启动费、个人储蓄全数投入，与合作者凑了大几十万元，项目才终于启动。

2013年夏天，她在那所监狱前前后后待了四个多月，完成了两千余名服刑人员的问卷和访谈，其中17%的被访人员有留守儿童背景。她的研究发现，有留守成长背景的流动人口因成长阶段存在父母关爱和社会价值观培养缺失、教育受阻以及性格偏差等因素，成年后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研究呼吁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留守儿童数量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因为每个人都会承担其后果。”

除了那些写进论文的访谈对象，让她至今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