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性格榜样】用建筑留住上海的文化根脉——上海城市性格榜样 邢同和

已是古稀之年的邢同和，被称为同上海建设一起崛起的建筑师。他不仅设计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博物馆、金茂大厦等，还负责上海多处重点城市规划项目，如外滩风景带、淮海路景观，还有大量的建筑作品矗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近二十年来他的建筑作品获奖无数。邢同和的建筑风格神形兼备、中西合璧，其为人开朗大度、不拘一格，生活讲究品味、注重细节，堪称上海新时代的『老克勒』。

邢同和在上海“新天地”，“甫士”摆得极其经典、优雅，他是这里的设计顾问。

邢同和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老家在上海浦东的三林塘，童年时搬去苏州河边的石库门房子住，念书后又搬去如今中山公园旁的花园洋房。回想自己小时候总是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着“嘟嘟”响的汽船跨越黄浦江回老家游玩；再以后留在记忆里的就是苏州河蜿蜒的水面波光粼粼地照耀着那个年代。

黄浦江、苏州河、石库门
这几年邢同和还是住在了苏州河畔，从家里25楼的窗台望下去，细雨朦胧的苏州河又把自己带回到了以前。他说自己很幸运，“70年来都像在圆儿时的一个梦，自己的事业离不开黄浦江、离不开苏州河，最后，人生、理想和生活都和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历史分不开来了。”在设计浦东的枫丹白露别墅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将老上海石库门的白墙、红瓦、老虎窗和西式别墅结合起来，他在草稿上写下“温老上海梦，享新上海福”的字句，这系列别墅在开盘当天就被一售而空，不少老华侨看到这个设计不禁热泪盈眶。

在邢同和看来，上海的根，就是上海原来的一些建筑文脉，上海的地域文化。“上海做的东西是很精巧的，是小中见大，这里面能够做得很美，空间也是很节约的。”邢同和举起“亭子间”的例子来，“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文化中的一部分，是石库门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但在过去，上海人普遍居住条件差的岁月，10个平方米的“亭子间”通过合理运用空间，往往还能住三四个人，甚至三代人。现在住房条件好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将来居住也好，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好，能够把这些东西融进去，而不是全部变成平地上盖起了一大片楼房。”邢同和在其设计生涯的前半阶段，一直致力于新居住空间的改造，延伸上海人节约空间的理念，造实用而温馨的住房。

之后，上海城市大改造，在大拆迁的年代，邢同和与静安区、黄浦区和卢湾区的领导开会时，一边鼓励政府拆除危房破房，一边提出保存上海一些石库门区域的建议。“上海的发展肯定都是以现代为主的，但是整个感受下来，为什么不像纽约、东京？是因为，我们还容纳了传统的东西，在高楼林立、钢筋水泥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红的、黑的、青瓦、红瓦，在大面积的绿化当中的传统房子，这已经是一种自然的交融。如果把这些红的、黑的都去光了，全变成这高楼了，这不是上海。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空间、环境和文化，如何做到有序，需要把握住这个分寸，上海正在稳步走在这条路上。”

当时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设计的，邢同和担任了这栋88层高楼的中方顾问设计主持。美方负责人说，金茂大厦最后采用宝塔式外形，与邢同和的建议与支持分不开。而邢同和认为，金茂大厦仅有先进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中国文化交融在里面。

在和外国设计师的合作中，邢同和理解到具象和抽象的融合。他觉得金茂大厦的宝塔外形是一种寓意和联想，并非完全具象，可以想象，就是它的韵律，中国塔的韵律。邢同和理解这就是海派风格：“上海叫海派城市，所谓海派，是我们能够兼蓄古今中外的，我觉得我们发展在新一个台阶上—如何把东西方交融起来。”

邢同和留给上海的骄傲之二：外滩景观带，身后的金茂大厦也是他的杰作。

生活的杂家
邢同和的母亲热爱京剧、评弹，他从小便受到熏陶，还看过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耳濡目染下也深爱戏曲，却也不排斥洋乐。在做建筑设计的展示片中，邢同和曾总是加入自己喜好的音乐，例如经典雄壮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先锋音乐也不拒绝，在为郑州做老子文化园的规划和设计演示时，他就用谭盾的音乐做配乐，一时古风扑面而至。在那里做设计的几个月里，邢同和经常彻夜研读老子的各种著作。

设计当然离不开好的美术功底，从小学习绘画的邢同和，向很多著名画家偷过师，也因为从小聪明伶俐，深得各位名师的喜爱，都纷纷题字给他，如今那些字都被邢同和裱起来挂在家中。后来有人问他为何当时不向大家们讨些画，肯定价值连城。邢同和说，自己从小便自觉与人相处，不以利为先。而后来，当他成为国际著名的建筑师后，也有同行名家画了草图给他留念，他也将这些用不同颜色的纸裱着挂在墙上，远看如抽象画作，别有风味。

邢同和家中的设计都是他自己做的，大到整体布局、小到玄关设计、移门巧用，无不精巧舒适，透着人性，他笑称自己是上海人说的“螺蛳壳里做道场”，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再看他从各国美术馆、博物馆带回来的纪念品、装饰品恰到好处的放了满屋，多而好却不凌乱。各种难得一见的高雅花卉都是邢同和自己采购回来，他还对花艺颇有研究，自己插花，惹得满室春意。他还爱好摄影，也不拘一格，凡出去考察旅行、拍人、拍景、拍物，统统洗出来，以时间分门别类，装在大大的相册里放在书橱，以便查阅。

作为建筑师，他工作起来往往不分昼夜。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邢同和都会画草图到午夜一两点。长期这般，他仍然身体硬朗，精神抖擞，完全没有古稀之年的老态。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年轻时还喝咖啡提提神，现在工作起来却无丝毫睡意。白天开会和人说话，晚上工作，对于邢同和来说，这样的作息反而是调剂状态的最好方法。

整天乐观开朗，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思想开放、思维清晰，邢同和觉得这样才是上海人宽容、开放的心态，而现在他更用这样的心态，积极为世博会的规划、上海十六铺码头的改造出谋划策。回顾七十载人生，邢同和不由感叹自己的事业、生活真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缘分。

邢同和留给上海的骄傲之一：上海博物馆。

其他代表上海性格的人
陈燮阳

上海的音乐文化与陈燮阳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老上海心目中，他跟父亲陈蝶衣一样，都是掷地有声的一号人物。父亲陈蝶衣钟情流行曲，笔下的《情人的眼泪》、《给我一个吻》，都成了流行情歌的印记。作为的晚辈的陈燮阳，却只爱古典音乐不爱通俗，走上不一样的音乐路，这不多不少，跟父母从小离异、与父亲少亲近有关。陈蝶衣1952年离开上海移居香港，父子俩到了1982年才在香港的土地上再相逢，整整分隔了 30年。陈燮阳在退休之前，一直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上海一直是古典音乐的成功散播地，陈燮阳也因为古典音乐，使得自己不由分说地成为了上海性格榜样，他可谓是全上海摆POSE最酷的人。一摆就是几十年。

徐元章

1945年出生于上海大买办家族，其外公为上海著名的“染料大王”周宗良。14岁学画师从著名画家张充仁、李森和俞云阶。他的水彩画《上海系列》用印象派的艺术手法表现上海百年历史，深受国内外艺术爱好者青睐，被广泛收藏。徐元章原来非常爱看《上海滩》杂志，因为他从中又重新回味到了他曾熟悉的旧上海豪宅、名流及其生活方式。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突然有一股冲动，要将这些老克勒的韵味通过他的画笔表现出来。2001年，上海市政府将其《上海系列》画作布置于APEC会议大厅，并制成了精美画册，作为外事礼品赠予外宾。

最不能代表上海性格的人
余秋雨 的《文化苦旅》中有篇叫作《上海人》文章，极尽批评之能事，之后又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对于上海文化，他归结为自慰文化，言辞颇有刻薄。“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余秋雨一边如是说，自己却很难宽容起来，每每上各种节目做点评的时候，他俨然就是一个文化知识的权威，用大学教授说教的姿态解释些浅显的道理。在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来都是些简单的文化基本常识，被余秋雨用他一贯抑扬顿挫的声音教训起模特、青年歌手时则显得格外高深了，而他十几年如一日地乐此不疲。


榜样：拎得清
上海精英圈的话题不仅会围绕股票证券，还会探讨文化艺术，崇尚小资情调，对圈子文化中的教养和规矩特别着重，崇洋媚外、与国际接轨频繁对位，也是让自己永远处于“看得更远”的一边，唯恐被别人称为“乡下人”，意为不懂众所周知的常识。
衰样：死要面子
上海精英认为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又有阶层之分，遂人人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不太会去主动接触落后省份的信息，直接造成对大中国的无知，他们因过分无知又不好意思自卑而产生更浓烈的虚伪的自豪感，这是一种过分的得理不饶人式的争强好胜，俗称死要面子，他们一辈子没机会出国都会搞一本护照，他们一辈子没机会开车也会搞一本驾照，他们觉得凤凰卫视说的全是真理，还因为不太接触海鲜和大海，不知如何奔放。旁人觉得他们活受罪，但他们可享受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