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韩国社会学家眼中的年轻人：成为“人造人”才能生存的一代

2025年韩国中型骨干企业就业博览会上，求职者正在为面试打造形象。（视觉中国 图）

在韩国，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年轻人可以多拼？

韩国社会学家吴赞镐在多所高校教授课程，他发现，为了就业，有的学生投了上百份简历，同时需要打工以还清1200万韩元（约6万元人民币）的助学贷款；有人考了24次托业（TOEIC，国际交流英语考试，一次考试报名费为1806元人民币），最终取得了940分的分数（满分990分），还组织了一个校内社团，名为“就业面试社团”。

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韩国年轻人在求职时必须准备以下9个项目，被称为“就业九件套”：学历、成绩、托业成绩、海外游学、资格证书、竞赛获奖经历、实习经验、志愿服务，以及整形手术。而在不久前，年轻人求职时仅需准备学历、成绩、托业成绩。

个体为争夺有限资源，陷入过度竞争、规则异化的状态，导致竞争的门槛不断提高，但个体的实际福祉并未随之增加，这种现象近些年在中国被总结为“内卷”。然而在韩国，年轻人为了挤入愈发狭窄的社会晋升通道而不断“军备竞赛”，则被市场上大量成功学的书籍包装成一个好听的名字：“自我开发”。

这让吴赞镐感到困惑：为何韩国的年轻人不再思考如何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打破结构性的困境，而是默许这套不公平的规则的存在，并进行永无止境的“自我开发”？

1960年代起，依靠飞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韩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迅速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韩国因为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外汇枯竭，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请求紧急救援，因此这场危机在韩国被称为“IMF危机”。劳动力市场也受到波及，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韩国1998年的失业人数是1997年的近3倍。与此同时，富人阶层和大型财团抵御了经济风险，中下层家庭则大量破产，贫富差距加剧。

吴赞镐记录的就是这些出生于“汉江奇迹”的尾声、成长于经济衰退时期的“IMF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目睹了家人被裁员、工作生活突然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了不让自己沦为下一个被淘汰的人，他们采取更加个人主义的生存策略，拼尽全力“内卷”以争取有限资源。在对五十多位学生进行采访、对百余篇学生论文进行文本分析后，吴赞镐写作成《“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一书。

吴赞镐观察到，在“自我开发”的话语体系下，阶层跃迁成为一场个人战役，周围的其他人都是自己潜在的敌人。这导致年轻人对他人的生存处境丧失了同理心——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家都在“自我开发”，个人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他“开发”得不够努力。当非正式员工对公司提出按照承诺转正的诉求时，大学生们毫不犹豫地评价道，“如此觊觎正式员工的位置，可以说是小偷行径了吧？”

就连学生群体内部也形成了明显的鄙视链。身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韩国首尔三大高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其次是其他专业学生，再次是首都圈的其他高校学生，位于鄙视链最底端的是地方大学学生。这样的区隔渗透在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专业学生上课时会被经管专业学生嘲笑，名牌高校学生不屑于和其他高校学生在同场面试中竞争，排名低的学校学生不敢穿印有自己校名的棒球服，名牌高校学生则“穿棒球服时都单肩背包，就为了露出‘延世大学’那几个字”。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最初出版于2013年。12年过去了，吴赞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韩国年轻人已不再将成为“大企业正式员工”视为最高理想，而是成为“经济自由人”，即通过房地产或股票投资等手段实现财富自由。同时，“小确幸”的生活成了标榜的重点，比如旅行、感恩小事，以及吃健康食物。“可以说，大家从未像现在这样，为吃着沙拉的自己自豪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把常吃水果蔬菜拿来炫耀。”

在吴赞镐看来，这意味着韩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裂隙”，但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相比12年前，韩国年轻人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二十多岁青年群体就业人数同比减少9.8万人，创下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