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昭昭之明

（Nath/图）

2025年5月8日，古文字学家裘锡圭逝世，终年90岁。他一生沉潜于古文字之间，历经波折却不曾虚度光阴。他构建了古文字研究的新范式，开启了第二次古典学重建，培养了一大批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优秀人才。

实事求是，是古文字研究的精神，也是其意义所在。如果无法正确释读文字，便不能理解古典时代最重要的典籍，在此之上讨论义理也不啻于空中楼阁。古文字则犹如上古结绳记事的绳结，一结一结记录着跨越漫长历史的往昔世相，蕴藏着文明与创造的意义。

1952年，裘锡圭考入复旦大学（受访者提供/图）

紧要关头的好运

裘锡圭在学术上交到的第一个好运，是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1956年上半年，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他成了复旦大学在政治上积极争取的对象。

1952年，因为对历史感兴趣，17岁的裘锡圭考入了复旦历史系，又因被古史分期所吸引，他产生了学好古文字的愿望——研究上古社会，必须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里去找史料。

当时古文字学书籍多价格高昂，裘锡圭一边借书一边抄书。午休、夜晚还有周末，他读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也抄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还摹录书上的甲骨文拓片。图书馆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不能外借，他就用晚自习时间去抄。最初，他连铭文原形也摹录，后来，觉得太费时间，只抄考释。这本手抄《大系》，裘锡圭使用了50年。

裘锡圭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则做小买卖。他自知以这样的背景拼命钻研学术，在当时断不会被看作好学生，心里便做好准备要被分配去最差的工作岗位。“不料我的运气非常好。”裘锡圭后来回忆，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他在毕业前入了团，还留系做了恩师胡厚宣的助教。

裘锡圭的第二个好运，便是在1956年冬天跟随胡厚宣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所，以复旦研究生的身份在先秦史组学习。半年后，复旦给裘锡圭去信，要他参与群众向学校提意见。裘锡圭心想，我有那么多书要读,哪里有时间给你们写信提意见，便没有接茬。

“如果我还留在复旦当助教，以我的性格，在提意见的整风会上，一定会讲一些领导不爱听的话。”裘锡圭说。多年后，他初识曾被错划为“右派”的黄永年，聊得投机，黄永年蹦出一句：“你老兄没当‘右派’，真是没天理啦！”

“我不但应该感谢胡（厚宣）先生领我走进了甲骨学的大门，还应该感谢胡先生带我离开了复旦，使我避免了划为‘右派’的噩运。”裘锡圭回忆道。

初到历史一所时，裘锡圭曾遇到兼任所长的郭沫若。他自认当时年轻，没什么世故，直接问郭老古史分期的问题，说大家用的史料都差不多，但一个说是奴隶社会、一个说是封建社会，好像已经不是史料不够的问题了，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你把所有的史料都找出来了吗？”郭沫若反问。

这话对裘锡圭刺激很大。接着，他就去做《左传》、《周礼》等书和殷墟甲骨的卡片，这些卡片他一直沿用到晚年。后来，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颜氏家训·勉学》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1956年7月，裘锡圭跟随胡厚宣、张政烺去往济南、开封、洛阳、西安等地作考古旅行，也因此躲过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裘锡圭说。

平静的日子未能长久。在后来的运动中，裘锡圭被认定为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者，被要求参加一个又一个集体项目。裘锡圭自认虽然对参加集体项目有抱怨情绪，但在实际工作中要比一些走“红专道路”的研究员认真得多，“可惜所用的精力大部分白白浪费掉了。”在夜晚和周末，他仍在读书抄卡片。

《甲骨文合集》第3册，编号6057正。裘锡圭去世前还在释读该甲骨文（受访者提供/图）

读研究生的最后两年，裘锡圭已经有了想突破古文字考释的强烈愿望，却也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有这种能力。“我已经看了大量古文字资料，抄了很多卡片，还读了很多考释古文字的文章，为什么自己一个字也考释不出来呢？是不是我不如那些古文字学家聪明，再努力也没有用呢？”他问自己。

就在产生这种自我怀疑后不久，他逐渐在古文字考释方面有所收获。也正是由此，他的学术态度逐渐明晰：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裘锡圭的第三个好运，是1960年毕业那年，被北京大学的胡双宝教授选去了北大。“双宝先生比较重业务，虽然从文件中看出我的政治条件不太好，仍然要了我。不然，我很可能被分配到一个学术条件很差的单位去。”次年，裘锡圭发表第一篇古文字考释文章《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因形势所迫，他署了母亲的名字，用稿费请家人到饭馆吃了一顿不错的饭。

此后十余年，裘锡圭再难有称得上好运的时候。“文革”中，他重业务轻政治的表现突出，思想跟不上形势，自我批判的任务比别人更重，又被定为“反革命”，“臭骂自己成了家常便饭”。

形势几经反复，裘锡圭住所屡迁、工作频调。他借用过语言学家叶蜚声的书房，也在旁人外出“串联”时孤守中文系的空楼。周末，室友不在，他通宵写古文字考释笔记，“不到实在睁不开眼的时候不睡觉，即使躺下，也往往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接着干。”这使他在政治学习时屡屡因瞌睡招来训斥，也落下了青光眼的病根。就在这个阶段，他完成了《战国货币考（十二篇）》的初稿。这篇能穿越时间的学术研究后来在1978年发表，又在1980年代获得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有两年时间，裘锡圭在干校里放牛、插秧、割稻、种菜、盖房子、做运粮的脚夫。回校后，他在学校里烧过暖气锅炉，也去胡同清理过垃圾。带领裘锡圭清垃圾的是力学家郭仲衡。裘锡圭回忆说，“郭先生走起路来跛得很厉害，干活却比谁都卖力；平时话很少，但一点没有架子，对组员很和气，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裘锡圭也是这样。他在干校劳动时，获得了“裘大力”的称号。裘锡圭的学生张玉金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裘先生很少向自己学生提及这些政治运动的细节，只是用往事勉励学生做事要认真严谨。他曾对张玉金说，“你看我被下放劳动，我就好好做，也得到锻炼，最后身体也挺好。”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裘锡圭耗费了大量笔墨记录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也反复叙述其间的所见所闻，甚至个中细节也历历在目。

运动结束时，裘锡圭已至不惑之年。这一代人被迫蹉跎了许多时光，因此常对时间感到分外紧迫。1984年，裘锡圭成为北大最年轻的博导之一，时年49岁。他自觉与投身古文字研究的数十年相比，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实在太过微小。“我遇到了不少爱护我帮助我的人，而且在有些紧要关头交了好运。不然，就连这些成绩也是难以取得的。”裘锡圭说。

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看侦探小说，喜欢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契诃夫、托尔斯泰。末了，他补充道：“很喜欢看，后来就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