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路上一骑绝尘 | 刘铮读《容安馆品藻录》

钱锺书与杨绛。资料图。

1937年，钱锺书的清华同学顾宪良作过这样一番评判：“钱锺书君……是批评的，确乎是批评的。‘批评的’是他的特性。他好批评，他善批评。他今身今世或许全盘要经营批评的事业了。他是忠实于他的批评的特性的：他到处批评，他逢人批评，他随时批评。对书他固然爱发表意见，对人何尝不是……”不得不承认，顾宪良在钱锺书27岁时所下论断、所作预言异常精准：品评书与人，便是钱锺书终生的事业。

钱锺书早岁所作书评，驰辞骋辩，文风凌厉，于当世名家少所许可。中年以后，深谙世味，笔伐转为腹诽，具体的评泊嗤点只在口头上或书信里稍露一鳞半爪；著述中顺带讥刺者，既不著姓字，遂不易知实指为谁何。唯有在只预备给自己阅览的札记中，钱锺书可以指名道姓，冷讥热嘲，苛评痛诋，畅所欲言。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容安馆札记》）影印出版，从2004年起，范旭仑先生的《容安馆品藻录》系列文章在《万象》等杂志上陆续刊载，钱锺书那些原本只想“默而存之”的品评，遂渐为世人所知。今天我们多数读者对钱锺书这一侧面有所认识，若溯其根源，恐怕端赖范旭仑先生替钱先生“代下注脚，发皇心曲”。

《容安馆品藻录》初稿以《容安馆札记》为中心，后逐渐扩展至《中文笔记》，并辐射至钱先生生前已刊的全部著作，复广泛征引与钱先生有关的记述，以相证发。与当年发表的一部分初稿对照可知，2025年定本《容安馆品藻录》加添补订处极多，已非旧观。其引用的文献，最近者为2024年出版的，可见著者之精勤。积数十年治“钱学”之功力，范旭仑先生旁收博采，烛幽照隐，成此八百页皇皇大著，在我看来，就“钱锺书评骘近人”这一题目而言，《容安馆品藻录》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书影。

关于“烛幽照隐”，姑且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二则有这样一段：

《金楼子·立言篇九下》：“古来文士，异世争驱，而虑动难周，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可拟于昆虫。”按全袭《文心雕龙·指瑕第四十一》，盖掎摭及同时人矣。彦和书遭征引，莫早于此，而迄无知者。

《容安馆品藻录》“黄侃”条在节引之后作了这样的提示：“后涂却‘而迄无知者’，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早引《金楼子》及《颜氏家训》也。”我翻到《容安馆札记》那一页加以核对，发现范旭仑先生所说甚确。一般读者可能意识不到，钱先生的手稿字迹密密匝匝，影印后清晰度又有所下降，甭说涂抹掉的，就是札记正文辨识起来也相当困难。而莫与争先生辨识、发布的《容安馆札记》整理版中，并没有“而迄无知者”五个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钱先生已涂却了——借助范旭仑先生的慧眼，我们才得以知道钱先生认识变化的此番“幽隐”。也许辨识出涂抹掉的字尚非太难，而将钱先生涂抹的原因定位到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上，则可见出范旭仑先生的学术功力。这类例子，在《容安馆品藻录》中是举不胜举的。质言之，若换成我们自个儿去读《容安馆札记》或《中文笔记》，我们所能获得的发见，断不能如范旭仑先生所得之多。这就很值得每一个爱读钱先生文章的人深深感激了。

《容安馆品藻录》品评的对象，达一百九十余人，分师友时流、老辈、“末学”、家人四类。其中，第一类无疑是更重要的，占去全书将近三分之二篇幅。在近现代文人学者间，钱锺书予人一种崖岸高峻、矫矫不群的印象，然而正如圣伯夫所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容安馆品藻录》使我们有机会清楚地看到钱锺书和时代接触得很着实的那一面。读罢范旭仑先生细心钩稽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