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的十年诉讼：寻求一场缺席的审判

王选小时候听父亲说过，自己的叔叔死于日本人投放的鼠疫。当时她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只记得父亲极度痛苦的脸。他想说出当年年仅13岁的叔叔去世时的场景，但总是说不下去，之后也没再提起过。于是，在那时王选的心中，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大约40岁时，从日本留学毕业的王选回浙江义乌的崇山村探亲。跟她家关系亲近的村民王焕斌找过来，告诉她，有两个日本人来过崇山村，调查到日本侵华时期日军曾在这里投放过鼠疫，让她回日本找这两个人，他们想以全村的名义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有关叔叔的回忆再度被勾连起来，而也正是从这两位日本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的口中，王选才知道日本在侵华时期使用了细菌战，且范围不限于浙江义乌，还包括湖南常德、浙江衢县（今衢州市衢江区）等地。“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王选加入了细菌战调查的队伍中，并在之后成为180位原告团的团长，在日本律师团以及民间团体的帮助下，踏上了状告日本政府的十年诉讼之路。

1998年，崇山村原告合影。如今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资料图

这一切都被写进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中。2025年，这本书出版，这一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从2002年第一次接到采访王选的任务，再到这本书的出版，南香红与这件事已经牵绊了二十三年。她坦言，自己一度不太想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曾把相关资料都拿到地下室去，总是反复洗手，觉得键盘上都是细菌，有时候吃饭也会想到。

但越往后做，南香红“也看到了极恶之外的至善”。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参加诉讼时已经72岁，但依然下决心要帮中国人将官司打到最后。在接近最后判决的那一两年，王选曾发现他在法庭上一直手抖，后来才知道，早在三年前他就被告知患有肾癌，只能活几个月，但他还是坚持到这场官司的完成。

“可能也是这种东西能够支撑你往下做。”南香红说。“看到了一种支持你的力量，或者人类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不让这件事情再重复的这种力量。它最终指向的就是中日之间要真正的友好、追求和平的目标。”南香红告诉南方周末。

“战后他过着很‘高尚’的生活”

南方周末：是什么执念让你一定要把这本书完成？

南香红：也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要怎么样，是一步步到今天的。2002年，我接到采访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的报道任务，就去采访了，第一次接触这个话题。

当年我见了王选之后，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是鼠疫可以（被）人工制造出来，用作战争手段。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去她的家乡崇山村看一看，也成了遗憾，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到现场去看看当年村庄受到鼠疫攻击后是怎么样的。再加上王选，只要她那有什么动作或者新闻发生，哪怕半夜也会打电话到我们家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