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生 | 楼适夷致胡乔木的一封信

本文作者与楼适夷先生（图右）。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搬离朝内大街166号，社里号召员工捐赠“老物件”，借以纪念这段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

我找出两件自认为合乎要求的“文物”。一件是1955年苏联塔斯社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的两纸袋照片，百余张，反映的是斯大林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实况。之所以选中它，并不是因为里面的照片，而是因为寄送这些照片的牛皮纸袋上面写着“第三编辑室”的字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成立时，共设五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部，第二编辑室为中国古典文学编辑部，第三编辑室为苏联东欧文学编辑部，第四编辑室为除苏联东欧以外的其他外国文学编辑部，第五编辑室为鲁迅著作编辑部。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文学出版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半壁江山，而苏联东欧文学又占了外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后来虽然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第三编辑室”变成了外国文学编辑部的一个“苏联东欧组”，但编辑仍有十多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外文部又发展出一个“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副牌，编辑多达五十余名。如今，当初拥有十多名俄文编辑的“第三编辑室”“苏联东欧组”缩减成了只有一名年轻的编辑支撑。“第三编辑室”记载了这段历史的变迁。

1955年苏联塔斯社寄照片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所用的信封。

这个“老物件”是1953年入社的俄文老编辑许磊然1987年离休时留给我的。她是我国老一辈苏联文学工作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学习俄语，1942年进入以苏联塔斯社名义成立的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1946年翻译出版了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影响巨大，后又翻译出版了《真正的人》《教育诗》等，编辑出版了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一流作家的单本、选集、文集，一生奉献给了我国苏联文学出版事业。

第二件是1964年时任我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写给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毛笔写成，字也漂亮，是我多年的珍藏。这封信的起因是1962年我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胡乔木同志读后于1963年2月14日和2月19日连续两次致信楼适夷，讲了他对此书和编辑此类图书的一些看法，基本是编辑方法的意见以及编辑体例格式方面的问题。他着重提到如何写这类书稿的“出版说明”和“注释”。“出版说明”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都有具体要求，最主要的是，一定要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审视评判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不能被原著者、原出版者的观点评价带偏，人云亦云，或不假思索地翻译照搬，甚至鹦鹉学舌地吹捧。“注释”同样也要有立场观点，不能照翻原文。

楼适夷先生非常重视胡乔木同志的这封信，专门召开了外国文学编辑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