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漂”到过大年

　　对于漂泊者来说，过年时能否衣锦还乡是个敏感问题。而春节期间将播出的《北京故事》的制片人认为：“将来漂泊会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快乐的旅行。”

    王宝强，８岁离家去少林寺习武，１６岁因演《盲井》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后出演《天下无贼》一举成名

从农民漂成演员

　　王宝强今年春节又不能回家了，他在沈阳拍电影《集结号》。这是他第二次参演冯小刚的电影，上一次是在《天下无贼》里演傻根。
　　２００３年年初，除夕前几天，他刚拍完第一个做主角的电影《盲井》，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母亲接过电话之后都听不出他的声音，反复确认是自己儿子之后，母亲却骂了起来：“你这孩子，你怎么都两年了，没有消息，你哪怕捎个信，打个电话！”那一晚，父母等到半夜１点多，等他到家。
　　２００１年，王宝强离开少林寺，到了北京。他８岁离开河北老家去少林寺学功夫，为的是像成龙、李连杰一样拍功夫片。离开少林寺到北京，为的还是这个梦。
　　到北京两个月之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此后是两年的杳无音讯。
　　父母不知道他在北京住在北沙滩，和四个人一起合租一个月１００块钱的小平房。为了节约一块钱的车费，也为了躲巡查暂住证的民警，他常常凌晨４点就起床，跑步一个多小时去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找活儿。幸运的话，他一天可以挣２０块钱，演的是没名没姓，甚至最后连脸都不能露一下的路人。
　　父母也不知道他曾在建筑工地打工，一个月挣１００块钱，还不够赔他不小心砸坏的一个洗脸池。他曾给人送煤球，一车５块钱。最后，他的两种生活状态竟然幸运地遇到了一个结合点：他被选中出演一个在煤矿打工的孩子，那个电影叫《盲井》。
　　王宝强不知道这两年家里的生活——哥哥结婚后，家里穷得连酱油醋都买不起；别人家兴高采烈过大年时，母亲在家蒙在被子里抹眼泪。
　　家中亲人其实不在乎他拍没拍上电影，只要“他在北京照顾好自己就很厉害了”。
　　一直等到《盲井》拍完，拿到１０００多块钱，王宝强才回家：“看到我妈头发白了，我心里特难受。真的，因为以前看别的老人吧，不觉得怎么样，换了自己的父母，就觉得心里边酸溜溜的。”
　　王宝强是央视《讲述》栏目春节特别节目《北京故事》的嘉宾之一。这个从大年三十到初六连播七集的节目，准确点说，其实该叫“北漂”故事。
　　嘉宾除了王宝强之外，还有《疯狂的石头》导演宁浩、凭《我们俩》获得２００６年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的马俪文、《武林外传》的编剧宁财神、《梦想中国》的选秀冠军阿宝、在《星光大道》上掀起男旦热的李玉刚，以及在今年怀孕结婚，挺着大肚子拍ＭＶ的孙悦。
　　《讲述》节目一向做百姓故事，这次７位嘉宾却都是２００６年热点人物。这么做自然能提高收视率、迎合春节欢乐气氛，除此之外，也有着客观原因。
　　“‘北漂’实在是个太大的群体，有各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结局。而且除了‘北漂’，还有‘沪漂’、‘广漂’……这次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普通人的关注，愿意来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北京故事》的策划及主编梁爽说。
　　圈定名人之后，梁爽才发现名人且是“北漂”的，多集中在演艺圈：“我们也想做银行家，可人家都是有体制保障的。”
　　即使７个人都算演艺圈中人，故事也各有不同。
　　同样来自异地，王宝强是起点最低的，不仅家境贫寒，而且没上过学，看剧本还要查字典。宁财神是起点最高的，本来子承父业做期货，即使赔到谷底，开始写网络小说，一天开销也要三十几块。
　　同样是光耀门楣，王宝强常常被观众认为如“傻根”般憨厚，其实当他在《天下无贼》中喊那句台词：“谁是贼？站出来我看看！”自己心里就笑了：“太傻了，还有这样的人呢。”李玉刚却因男扮女装表演而引起众多争议，其实他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好女友。
　　同样有亲情故事，孙悦现在终于可以回报一直为她的事业做牺牲、甚至舍弃自己家庭的哥哥了。阿宝的母亲却在他拿到“星光大道”年度冠军以后去世了。“离家的时候，觉得很快能挣很多钱给父母。结果一下唱了２０年。她（母亲）没赶上好时光。”阿宝说。
　　同样梦想着在北京买下自己的房子，马俪文如今已在市区买下几处房产，把单亲妈妈和弟弟都接到身边。阿宝则打算去郊区买块地，种上树。

李玉刚，１９９６年离家学艺，２００６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而一炮走红

住地下室是一种乐趣

　　《北京故事》打从一开始就想破除“北漂”都是“苦哈哈”的刻板印象。
　　栏目组大概１００多人，北京“土著”只有３位。目前北京市外来人口约４００万，本市人口约１７００万，栏目组的“北漂”与“土著”的比例略显夸张。但在影视圈，这种情况实属平常。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三位“土著”中的梁爽早已模糊了北京人、外地人的差异，尤其是物质生活上的差异。她的同事里不乏比她赚得更多、生活更精彩的。
　　节目录制时，问起当年的苦日子，嘉宾们的反应多不以为然。宁浩给出的解释是：“大过年的，干吗哭穷啊。”采访他的编导李健也说：“他吃的苦，我也吃过。地下室，我们都住过。而且这也没啥苦的，年轻人嘛。”
　　嘉宾阿宝甚至在地下室住出乐趣。参加“星光大道”之后，阿宝开始了在北京住地下室的生活，从东直门住到公主坟，断断续续住了差不多一年。他的地下室也要１５００元人民币一个月，是招待所的单间。他说：“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地下室，因为像我们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唱歌。地下室的好处在于，只要你关着灯，就永远是黑夜，而且地下室比较封闭。”
　　去年上了“春晚”之后，阿宝也是直接回到地下室，关上手机，大睡了３天。他没有回老家，因为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衣锦还乡。
　　除了地下室，阿宝还有一个没睡够的地方，就是后台。他１９８７年离开老家山西大同之后，跟着草台班子四处走穴时，常常躲在舞台后面，躺在地板上就睡了。“舞台那个幕都是绒的，红色的那种布，感觉特别温暖。然后大家讲故事，讲笑话，觉得特别特别好玩。”他说。
　　那时候的阿宝是四处漂。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唱歌好，也知道自己除了唱歌也做不好什么。十几岁时，他就偷了家里几十块钱，自己跑到北京要上中央音乐学院。他敲开一家琴房问人家：“老师你收我吗？”老师劝了他一个小时，打发他回了老家。
　　从１９８８年开始，每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他都会报名参加。当时还没有“原生态”类别，他的民歌唱腔，总是尴尬地被夹在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之间，最后都被淘汰。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若干年后，阿宝会被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去讲民歌。
　　这些倒也没影响阿宝的心情。被淘汰之后，他还是继续他的卖唱。虽然不得不应付刁难的、捣乱的，各种各样的观众，但是他的收入还是不错。２０年里，他唱过民歌、通俗歌，也唱过英文歌；唱过歌厅酒吧，也唱过婚丧嫁娶。母亲患病花费的十几万元医药费，都是他唱歌挣来的。
　　他养成了离家出走的惯性。
　　也曾有过部队或者文艺团体找过阿宝，有些还可以把他的户口落到深圳等大城市，却都被他拒绝：“因为我没有进过任何单位，我觉得进了单位特别不自由，我喜欢自由。”
　　“那个年代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一看，等于免费旅游。”阿宝说。只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２０年。
　　阿宝说：“人生很有意思，当年我如果１２岁考上艺校，我现在可能是一名晋剧演员。我如果考上音乐学院，可能学的是美声或者是民族唱法。我如果落户深圳，可能又是一个普通的歌舞演员。都没有现在的我。”
　　漂泊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乐趣。现在终于不再为生计奔波，母亲又不幸病逝，他漂得更为自在。他还有个梦想没实现：高中毕业的他一直想上大学。据他自己说，１９９４年前后，他曾考上过英国爱丁堡大学，但因为护照没办下来，耽搁了。这个春节他将去法国、意大利演出。下一个春节，他可能去更远的地方。
　　在《讲述》制片人梁红看来，像阿宝这样以漂泊为常态的人会越来越多。仅以北京为例，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纯正的北京人越来越少。更大范围看，地球也成一个村，“将来漂泊会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快乐的旅行。”

“外地人心理不健康”？

　　这７位嘉宾是幸运的，终于在北京出人头地。阿宝说：“漂在北京的歌手，大概有５万吧？真正出名的连５０个都没有。”李玉刚说：“原来就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生活，演出也是一样，我在最角上，灯光最暗的地方就是我，最亮的地方都是别人，所以一直感觉自己在黑暗中生活。参加‘星光大道’之后，我受到追捧了，感觉心里面特别敞亮。”
　　不过节目组并不想强调这种成绩。制片人梁红说：“过年对‘北漂’是最敏感的时刻，一些人觉得要衣锦还乡、要带很大成绩回家才能释怀。我们节目想让大家知道，其实只要内心能给自己松绑，尽了自己的努力，就对得起自己和家人。不一定以物化的东西来衡量。”
　　梁红自己也曾漂过。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她一直生活在体制内，大学一毕业就找到一份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工作才一年又嫁了个北京老公。结婚的头几年，她都要求老公必须与她一起回安徽老家过春节。
　　连续七八年之后，老公提出抗议，要求在北京过一回春节。除夕当晚，一家亲戚聚在一起玩麻将。梁红当时刚学会麻将，手正痒，可是老公不让她上场。梁红不禁悲从中来：“我不能回家过春节，见不到我爸我妈，现在打牌还不让我上场。”她竟哇哇大哭起来。
　　祖上几代都在北京的梁爽却很少体验到这种异乡感。她甚至很少体察到同事们的这种异乡感。在电视台工作久了，她已经对“北漂”有些麻木。做这个节目时，梁爽才开始问自己：“他们与我到底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触动发生在她与负责节目包装的同事小白商讨怎么做宣传片时。梁爽自己曾拍过一个关于北京的专题片，古树、老屋、京韵大鼓、胡同里的安静生活，是她心中的北京。但是在小白眼中，这个城市是动的、忙碌的，是马路上的车来车往，地铁里的人山人海，火车站一个女孩孤独的背影。
　　在此后的节目录制中，７位嘉宾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北京像一个工程，快速发展的工程，这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但生活起来压力挺大的，并不是很舒服的那一种生活的城市。”宁浩说。
　　小白问梁爽：“你周六通常做什么？”
　　梁爽答：“如果不忙，我就愿意在家，晒晒太阳，喝杯茶，看看书，享受一天。”
　　小白说：“如果我这么呆一天，肯定心里特别不踏实，会觉得自己怎么没去工作啊。”
　　梁爽这才发现：“漂的更极致状态是心灵没有归宿感。”
　　直到今天，梁红与老公有时还会拿北京人、外地人斗斗嘴。周末的时候，老公呼朋引伴出去玩，叫梁红一起，却常遭拒绝，因为梁红要进修各种短训班。梁红说老公是“北京人不求上进”，老公说梁红是“外地人心理不健康”。
　　梁红站在客观角度，认为自己与老公的心态各有利弊，“他比我有生活情趣，比我懂得生活；但我更坚强、有韧劲，要不为什么北京好的工作岗位都让外地人给占了呢。”
　　来北京差不多１０年之后，梁红才找到了点家的感觉。一个原因是自己买了房，可以请父母来住。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喜欢现在的工作。“找到精神家园，才能结束漂的感觉。”她说。

“这辈子谁给我３亿  让我耍一下啊”

　　７集系列片的第一集安排的是宁浩的访谈，大年三十晚上播出。主编梁爽半开玩笑地说：“这集的编导自己也是做着电影梦的人，他采访到了自己的楷模，就要付出代价——去跟春晚拼收视。”
　　编导李健也承认，本来他对春节特别节目没有兴趣，知道收视率不会好，但是听说可以采访《疯狂的石头》的导演，才接了下来。
　　李健比宁浩大几岁，他认为自己与宁浩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青春向北漂”，都有着导演梦，只不过宁浩比自己早实现了点。
 　　他发现，刚到北京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是知道在原来的地方呆不下去。宁浩二十几岁时在太原话剧团，一个月拿七八百元钱，没什么事干。李健也是二十几岁，在湖北的地方电视台，一个月拿１０００多元，郁郁不得志。
　　他们刚来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都是生存问题。宁浩是考了北师大的大专，李健则在北京电视台找了份工作。
　　李健认为自己吃的苦不比宁浩少，他认为生活中的难处算不得什么苦，发自内心的迷茫感才是真的苦。他认为宁浩的幸运是他在６年前就明确了自己的电影导演梦，自己直到两年前才发觉。
　　李健刚到北京时，最大的梦想是进中央电视台。他曾找到央视门口，跟门卫说想见《东方时空》制片人，却遭到拒绝；也曾给央视的节目组挨个打电话，从《实话实说》打到《半边天》。终于在５年前，李健进入了新组建的《讲述》节目组。“再累再苦，就当自己是二百五。再凶再险，就当自己是二皮脸。”这是他给自己的总结。
　　可是这两年，李健又觉得央视的工作也不过如此。他现在的梦想是做有名气的电影导演。他交钱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了在职的进修班，不图学位，只想学些知识，进入圈子。
　　看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后，李健哭了。不是被电影感动，他哭的是：“这辈子谁给我３亿让我耍一下啊。”
　　李健采访宁浩时，总是问：“作为新导演，没人认识你，谁给你投钱啊？”宁浩反问：“你怎么老跟我谈钱的问题，最重要是你要自己准备好。”
　　李健说，这是这次采访得到的最大启发。他佩服宁浩的执著，佩服宁浩拍ＭＶ赚了钱之后，没有买房置业，而是拿去拍电影。他认为自己意志力不够，做事顾虑太多。但是他认为自己不比宁浩差，他自嘲道：“比如宁浩说他现在写剧本很困难，我觉得我现在写剧本也很困难。”
　　李健满意这次采访。因为采访之前联系宁浩助手的时候，助手总说宁浩很忙；采访之后，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宁浩，要个制片人电话什么的，宁浩也不会拒绝。
　　梁爽也曾在日本漂过两年，却没有太多异乡感，快人快语的她反而很快接受了日本人的行事作风，认为日本人公私分明、条约式的工作关系，是造就经济腾飞的关键。在央视从普通编导做到主编，她从来是雷厉风行，只看结果，不问过程。
　　最近，她竟然开始对同事嘘寒问暖了：“我以前可能缺少对人的细微心态的关怀。这种温暖的感觉，可能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能够照顾到，也许能调动更多的东西。”
“不过我不敢讲，过两天我会不会又改变想法了。”她很快又补了一句。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