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建筑：贝聿铭首个全面回顾展亮相上海

1989年3月，法国巴黎，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内留影（视觉中国/图）

70年建筑生涯，贝聿铭生前从未给自己办过任何展览。

2024年下半年，一场纪念贝聿铭的大展“人生如建筑”首次亮相香港M+博物馆，深受追捧。2025年4月26日至8月10日，“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上海站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行，更是激起自业界至大众的热烈反响。展览以六大主题近距离探索贝聿铭的生活和工作，呈现了逾400件展品（包括首次公开的绘图手稿、建筑模型和影像文献等）。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次以如此完整和立体的方式，回顾世纪建筑大师贝聿铭（I.M.Pei，1917–2019）的人生和作品。

2025年6月中旬，贝聿铭的三子贝礼中来到上海站展览现场。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谈到自己的观展感受：“它看起来比香港原先那个展更连贯、更易理解。香港的展览我觉得有点大，有许多板块重叠比较明显。这次在上海，也许是因为布局和展陈的设计，我看不出有那么多重叠。整个展览以六个板块呈现我父亲的人生和作品。重要的是看到艺术、城市设计和工程结构等等如何与所有这些作品结合在一起。”

“贝聿铭的建筑具有一致性、连贯性、恒久性的特质，不仅抵抗着自然的侵蚀，还抵御着时间的流逝。”美籍华裔建筑师柯卫与贝聿铭相识于2000年，此次担任上海站展览设计。在他看来，整个展览本身就是一座6000立方米的“建筑”，他的任务，是构建出一座贝聿铭的“心灵宫殿”（Mind Palace）。

13陈其宽（绘图师），贝聿铭建筑师，《东海大学（1954–1963）女生宿舍庭院内透视景观，台中》，浮宫金字塔内留影（约1955年复印）（视觉中国/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Pei Cobb Freed&Partners/图）

“贝聿铭的建筑就像巴赫的音乐，以简约的几何元素为核心，通过重复、叠加、对称等复杂的排列组合，形成丰富的空间效果。”借鉴贝聿铭的设计手法，柯卫以27度对角线打破规整的矩形空间，重组贝氏经典元素，谱出一曲高低有致、曲折有法的“复调”，为观者提供置身中国园林“移步换景”的多重视角。“我认为贝聿铭最出色的作品皆以纯粹的几何形状与体量作为基本模块，比如卢浮宫、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香港中银大厦，以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它们巨大的尺寸与体积是更小模块的精确集合，这种方法使贝聿铭的大型项目带有一种崇高性——建筑的巨大体量与纪念性，在人们对其理解与感知过程中被化约为更小的尺度，甚至具有人的尺度。”

的确，“人的尺度”是贝聿铭毕生设计的追求，他在许多建筑杰作中打开“天窗”，让人得以在净光化境般的开放空间中活动、联结。“我时常被问及我的职业，于我而言，这是为我带来极大满足感的职业，我无法简单阐述个中原因，简单而言，或许是因为我们必须一直与人打交道。”

贝聿铭曾说：“人生如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镜子。”他的体悟被提炼为展览主旨“人生如建筑”（Life Is Architecture）。“贝先生为何这样说？因为建筑师一定要观察生活，跟生活发生关联，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联合策展人王蕾强调：“我理解life的意思，是社会、公共、人、人性，所以不只是建筑theory（理论）。”

贝聿铭一生高产，但从不著述立论，也不属任何流派。在圆眼镜和谜一般的微笑背后，他总是以一种谦和圆融的态度，游走于东西方之间，平衡着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坚持让作品说话。

“我不喜欢各种标签，对我而言，建筑就是建筑，没有什么现代、后现代、结构主义……只要你愿意，可以用上所有想用的主义或称谓，但我不相信这些，它们终究会成过眼云烟，真正存活下来的、永恒的东西，还是——建筑，各个时代的建筑。”

1939年，留美修读建筑的贝聿铭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写道：“我不觉得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

纵观这位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超越一个世纪的丰盛生命，贝聿铭其人其作，都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融”和“韧”。他的“跨文化底蕴”贯通东西，在坚守自我的同时，总能找到与对方沟通的语言。

他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也是永不妥协的铿锵斗士，如同他设计的那座全球闻名的卢浮宫“金字塔”，尖锐锋利的三角、玻璃片，拼接成一个庞然坚固的四角锥体——既sharp（尖锐、鲜明），又安稳。

当年承接卢浮宫改造计划，贝聿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非议和压力，但他排除万难，交出完美答卷。金字塔大获成功，改建后的卢浮宫参观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我被总统授予法国最高荣誉奖章。记者采访我，我仍保持一贯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妥协，妥协就是投降。’”贝聿铭晚年回忆道：“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图）

贝聿铭的“眼镜”：远见与视野

贝聿铭早期的建筑学养，汲取自他多个成长地的城市风貌，也受留美期间学术思潮的陶染，多元背景促使他开创出独特的设计语言，将历史脉络和地理特征融入建筑实践。92岁时，他本人回顾总结道：“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而且乐在其中，我喜欢去了解一个全新的地方，也很喜欢研读各地历史，我学会去欣赏各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对我而言，这就是建筑学。”

走进展览现场开篇板块“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三段黑白影像文献，它们分别呈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上海、苏州的城市风貌，以此带领观众进入贝聿铭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语境。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其父贝祖诒在中国银行任要职。由于父亲工作调动，贝氏先后举家移居香港和上海。在上海求学期间，贝聿铭暑假还常回老家苏州探望祖父。香港、上海、苏州三城的生活，让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不同文化传统对身份和空间的塑造。

上海，是贝聿铭求学、成长之地，亦是他建筑生涯的起点。1927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那时的上海比香港先进，人称‘东方巴黎’。1920年代的上海非常国际化，也更开明包容，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那时，上海的楼房已经越盖越高，我也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贝祖诒的事业在上海获得大发展，贝聿铭也在富足的环境下长大，一口流利英文，一副绅士派头。他的同学都记得，那时贝聿铭已有了说服别人的才能，而且很会推销自己，他们都觉得他该去做律师，没想他后来当了建筑师。

20世纪30年代，上海正经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巨变，1934年竣工的国际饭店雄踞亚洲第一高楼长达半个世纪。强烈的印象令贝聿铭尤为难忘：“对我来说，外滩建筑群代表殖民地的过去，上海当时新的高楼都建在中城，从那儿我看到了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国际酒店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建筑，非常庄重、豪华，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吸引，从那一刻起，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周末，贝聿铭常去国际饭店隔壁的大光明影院，也常去附近的撞球房，他爱玩这种“几何游戏”，且玩得不错。“我后来才意识到，撞球是种几何的向量，同时也是种策略游戏，这中间确实存在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

贝聿铭看电影和打撞球时，国际饭店也越建越高，这使他依稀看到未来。18岁刚成年，他就选择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先后修读过三所学府、两个专业。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贝洽提供/图）

初到美国时，贝聿铭求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这里曾是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成长的摇篮，学校的学院派课程侧重历史形态和宏伟规划。贝聿铭很快意识到，这种刻板的教学训练与他对当代建筑的追求不符。学了两周后，他便决定退学，转至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

贝聿铭对绘图缺乏信心，转学麻省原本专攻工程学，但当时建筑系院长威廉·爱默生发现这个年轻人极具设计潜力，他以一句“我可没见过不会画画的中国学生”，成功说服贝聿铭改修建筑设计专业。贝聿铭后来追忆，“爱默生院长是美国思想家拉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后代，他是标准的波士顿绅士，代表了我当时迫切想了解的美国历史和文化，他对我早年在美国的影响很大。”

展览现场“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展区，既有贝聿铭当年写给父母的中、英文家信，同时还展出了他本科早期完成的两份学生作业。从这两张草图可以看出，贝聿铭那时的设计相对传统：中轴对称、空间方正。但这种风格几年后发生转变。“我在图书馆偶然找到勒·柯布西耶三本巨著。也许那并非巧合，因为我对当时的建筑教育不太满意，正在寻找灵感。柯布西耶的三本书是我的‘圣经’，通过它们，我看到建筑的新思想。”

1935年11月，大名鼎鼎的法籍瑞士裔建筑师柯布西耶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演讲以现代主义建筑为题，从经济、工业和抽象艺术的角度诠释建筑。贝聿铭被他的理念深深吸引，“柯布西耶身穿黑衣，戴着粗框圆眼镜，与他在一起的那两天，是我建筑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天。”

柯布西耶标志性的圆框眼镜，后来也成为贝聿铭的一生标配。“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每个空间都陈列着与回忆相关的展品，整个展览以贝聿铭当年佩戴的玳瑁圆眼镜作为首件展品，既是向大师致敬，也借他的慧眼，向观者开启一段传奇人生。“建筑师这个职